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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村与城市关系重构 威廉斯对英国文学传统中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探幽发微，不但成功地打开了其间的褶皱，让人看到了源自理想化的选择性叙述为前提的情感结构，更重要的是暗示了威廉斯自己的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它的基础是他的个人经验以及他与文化精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比如，威廉斯本人虽然并不认同“时代在变好”之类的认知，但他时常借助“我”、“我的祖父”、“我的家人”的乡村经验，说明“时代在变得越来越好：过去的日子是糟糕的日子；现在村庄不再那样受压迫、受剥削；我们有了投票权，有了火车，有了学校”(Country：257)，拒斥田园诗人的“过去美好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之类的“历史遗憾”。另外，威廉斯对“打谷诗人”达克(Stephen Duck)的评价也可以证明，在他看来，文化并不是像阿诺德、利维斯等文化精英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和共有经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不但通过反思经典马克思主义建构了自己的情感结构，而且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结构重构了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在《你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吗?》一文中，威廉斯宣称他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和历史唯物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8)，从这里可以看出，威廉斯在对马克思主义不离不弃的同时又始终与其保持适当的距离。受家庭与社会情势的影响，威廉斯在青年时代无疑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一度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二战之后，尤其是在1956年苏联出兵匈牙利之后，他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吕西安·戈德曼1970年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却让他再次热情地拥抱了马克思主义。虽然威廉斯并不认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拒绝把文化活动简单地视作经济活动的反映和回声，但他始终坚持文化必须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加以解释，正如他在《文化是普通的》一文中所言： 当我来到剑桥的时候，我遭遇了两大影响，它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利维斯的教学。在后来的所有意见分歧中间，我保持着对二者的尊重。马克思主义者说……一种文化最终必须参照其生产系统进行阐释。我已然在别处从理论上反驳过这一点——它是一个比貌似的样子更加困难的概念——但我依然接受它的强调。我是在边远乡村长大的，所看到的一切把我引向了这一强调：文化即整体的生活方式，而艺术不过是明显受制于经济变化的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19)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力主而且勉力修订正统马克思主义。正如他对情感结构的建构那样，他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著述中大致存在三种意识形态观，“(1)代表某个特定阶级或者集团的一种信仰体系；(2)很可能与真实或者科学知识相对立的一种虚假信仰体系——虚假观念或者虚假意识；(3)意义和观念生产的一般过程”(Marxism：55)，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仅仅聚焦第一种和第二种意识形态观，忽略意义和观念生产的物质性社会过程，抑或说完全排除了意义和观念生产的社会维度。鉴于“意识”始终是这一“被遮蔽”过程的一部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20) 威廉斯决意启用范围比意识形态更广、要素比意识形态更丰富的情感结构，以强调它“与‘世界观’或者‘意识形态’等更为正式的概念的区别”，凸显其“现时在场的、处于活跃的、彼此关联的连续性之中的实践意识”(Marxism：132)。 纵观其学术生涯，威廉斯的思想重心虽然发生了从前期的左派利维斯主义到后期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演变，但他的思想从一开始便是以利维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为特征的，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威廉斯的著作始终是‘左派利维斯主义’的范例”，“马克思主义和《细绎》对其早期思想发展具有形成作用。《细绎》因其导向精英主义不得不作为一种总体立场被抛弃，而对马克思主义，则另有一些或许更为有趣的原因”(21)；《乡村与城市》是“威廉斯正在不断重建与马克思主义的友好关系”(22)的标志，表明了威廉斯思想走向成熟。具体地讲，第一，威廉斯拒绝了城市/当下混乱无序而乡村/往昔快乐有序的对比，摒弃了作为一种历史神话的有机社会概念。在威廉斯看来，十九和二十世纪英国作家对有机社会的描述暗示了一种回归封建社会关系的欲求，这正是他在谈论上层农民对大地主的道德抗议时所说： 于是，道德抗议是以一种暂时的稳定作为基础，就像在后来的乡村抗议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它有根有据且令人感动，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是不真实的。其理想是本地的家长式关心以及旨在保护某些新近出现的所有权和劳动形式的全国性立法，这一理想似乎同等地伴随着对封建主义的为所欲为的拒绝，对新的金钱的为所欲为的拒绝，伴随着对一种过渡性的秩序的稳固化梦想，其中每个小人物都免遭圈地之苦，但也避免其劳工游手好闲。因此，一种道德秩序被从封建制度的承继和崩溃中抽象出来，不切实际地将自己强加于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那些条件之上。财产的圣洁性不得不与剧烈变化的财产关系并存，慈善的圣洁性不得不与新旧生产方式下的劳资关系之严酷并存。(Country：44-45) 威廉斯不仅批评了有机社会思想是对往昔的理想化，而且指出它是一种旨在遮蔽和逃离当下危机的真实性的神话，正如莱斯利·约翰逊所说：“有机社会概念让人念念不忘如下错觉：我们的问题的根源并非是资本主义，而是都市工业主义这一更为显在、更易分辨的制度。”(23)然而，威廉斯对有机社会思想的支持者的批评也显露出他对自己所讨论和考察的问题的政治与经济语境的忽视，这一点在安德森看来，可谓是第一代英国新左派成员的通病。(24) 尽管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向往鼓励着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揭示，但这未必意味着他对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全盘接受。他指出，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的敌人，但在乡村与城市的问题上，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却在细节上或更经常地在原则上延续着乃至强化着一些相同的基本进程”(Country：302)，比常常把对社会主义的要求局限于政治和经济领域，忽视人类秩序，因而延续甚至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乡村与城市的分裂。关于这一点，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早有论述： 倘若社会主义承认“工作”有别于“生活”——它然后必然被作为“休闲”和“个人兴趣”而一笔勾销；倘若它把政治视为“治理”，而不是共同决策与管理的过程；倘若它继续把教育视为某种制度的培训，把艺术视为饱食之后的雅兴(虽然它或许建议更多的培训、更长久的雅兴)；倘若它受到这些方法的限制，那它就不过是一种晚期形式的资本主义政治，或者围绕某种工业生产制度对人的更加有效的组织。社会主义的道德衰退密切关涉它与旧有社会形象的一系列妥协，关涉它未能维系并阐明一种替代性的人类秩序的意义。(2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的如下论述，即“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26)，认为这种认识确乎可以为战胜资本主义、维护社会主义的革命创造条件，但同时他又指出，“正是在这种对现代化和文明的单一价值观的信心之上出现了共产主义史上的一个重大扭曲”(Country：303)。鉴于中国和古巴以乡村为中心取得了革命胜利，“中国革命在城市中遭遇了失败，它转移到了乡村并最终发展壮大。古巴革命从城市来到了乡村，在那里它的力量逐渐成形”(Country：304)，威廉斯指出，那么，由于“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Country：301)，“我们不应将自己局限于它们的对比，而是要进一步看到它们的相互关系，并透过这些关系看到潜在危机的真实形态”(Country：296)，比如它们之间的“那些悬而未决的分裂和冲突”(Country：297)。其次，在城市进步主义进一步战胜田园主义的未来，“土地上的工作必须变得更加重要、更加核心而不是相反”(Country：300)，所以，乡村建设可谓是抵抗资本主义或与资本主义决裂的重要举措之一。 第三，受到恩格斯的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发挥到了极致”这一观点的启发，威廉斯对制造乡村与城市之分裂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工业主义进行了批判： 按照它们的现代形式，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区分和对立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尽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并不是始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却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发展到了非同一般的改变一切的程度。这一基本区分的其他形式包括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分、管理与操作的区分、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区分。这种区分的症候见诸我们现在的共同生活的每个方面。(Country：304-305) 鉴于乡村与城市对立的“当下”形态集中见诸劳动分工问题，威廉斯认为消灭劳动分工、实现新形式的合作即解决社会危机的出路之所在。他在《乡村与城市》的结尾处写道： 唯有拒绝被分工，才能克服分裂。这是一种个人决定，但也是一种社会行动……这始终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探究：单一传统内的乡村与城市。但它已然把我带到了这里，使我可以提供它的意义、它的意涵和它与他物的联系：为了讨论和修正，为了多种可能的共同工作，但首先是为了强调对我们从生活于其间的诸多乡村和城市所获得的经验以及改变经验的方式的意识。(Country：306) 威廉斯通过拒绝劳动分工而克服分裂的主张一方面毋庸置疑从一个侧面呼应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工论述，另一方面，或许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它凸显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诸多乡村与城市，因而可以帮助我们获取现在与未来。 《乡村与城市》是一部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的著作，威廉斯在这本书中不但揭示了英国文学传统之中的乡村与城市叙述的情感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了基于自己的情感结构的对乡村与城市关系的重构，把自己所型塑的情感结构这一概念的运用从文学艺术拓展到了社会变迁。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用“情感结构”这一术语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意在表示一种方法论的改变，从对固定的形式的内在关系和谱系学研究走向更具流动性、更具变化的社会性分析。这一术语当然是威廉斯对任何类似于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社会文化情势的概念判断。”(27) 正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随着近年来“乡愁叙述”、“乡愁热”的再度流行，诸多中国学人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威廉斯四十多年前出版的《乡村与城市》，希望从中获取洞见与启发。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势下，当下中国的乡愁叙述毋庸置疑是多维的，“耦合”了“农二代”、“城市中产”、“资本精英”等多个视角，所以，我们不妨以《乡村与城市》为方法，拒绝对“乡愁叙述”进行简单的是非判断，认识到其背后复杂的城乡历史和社会经济现状。比如，在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面前，“进城”、“去农”正在或者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支配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趋势，结果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市人”，毫无差别地患上了“乡愁病”，纠缠于“回不去的乡村”和“留不下的城市”。当然，在挪用“希望的资源”《乡村与城市》的同时，也必须当心威廉斯曾勉力避免的陷阱，即把乡愁叙述建构为“另一首唱给乡村的挽歌或者一种愤世嫉俗的宿命论”(Country：301)，尤其是在城市中产阶级享有乡村话语支配权的情势下。对他们而言，浪漫的田园梦与其说是对不合理的现实城乡关系的质疑和挑战，毋宁说是以乡村之名寻求安全而不失优雅的抚慰；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似浪漫的田园梦可能不仅含有更加隐蔽的偏见，而且隐匿着把乡村抽象为无人的风景和新的欲望空间的危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