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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构性的旅行叙事——19世纪的美国小说 “作为旅行行为叙述者、旅行空间和旅行时间都高度虚构性和想象性的旅行小说，一般都具有显性的旅行表征，即直接描写主人公在地域层面上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表现主人公在旅途中所见到的风土人情，所遭遇的困顿、孤寂，以及在旅途的终点所达到的精神升华、堕落、乃至死亡的状态。”这在美国19世纪的小说中尤其如此。提起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旅行，评论界首先想到的是“库柏的西行，麦尔维尔的大海……以及马克·吐温的大河。”这说明，库柏的“西行”、麦尔维尔的“大海旅行”和马克·吐温的“大河旅行”是19世纪美国小说中最经典的旅行叙事。 提起美国的西部边疆，人们的脑海中马上回荡起这样一个意象：一个行者脚蹬鹿皮靴，腰挎一把猎枪，头戴河狸帽，出没在纽约州北部边疆的森林与草原，在落日的余晖中大步向西，向西，再向西……。这个孤独的西行者形象来自小说家詹姆斯·费尼莫·库柏的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在库柏的“皮袜子”系列小说中，旅行叙事显然构成最明显的结构性因素。例如，《开拓者》讲述的是美国人在西进过程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边疆定居者的天真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荒野旅行的反应之中。故事的结尾，是主人公纳蒂·邦波抗着猎枪，在夕阳映照下，继续向西旅行，消失在西部的原始森林之中。《探路者》一开始就讲述一个年轻女人到一个边疆村落的旅行，她险些成为邪恶的印第安人向导阿罗希德的牺牲品，是鹰眼纳蒂·邦波在关键时候营救了她。《杀鹿人》叙述的是主人公纳蒂·邦波在美国西部明镜湖的旅行经历和精神成长的故事。从象征的意义上，纳蒂·班波的精神成长暗喻着年轻的美国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追求以及最终的成熟历程。《最后的莫西干人》更是一部西行叙事的史诗。麦克道格尔指出： 《最后的莫西干人》，像荷马的《奥德赛》一样，是一部关于旅行的故事，一个在空间和时间双层空间旅行的故事。在空间方面，小说旅行的主体是一只英军小分队，在“鹰眼”纳蒂·邦波的引领下，从休论河上的爱德华要塞出发，越过格伦兹瀑布附近的森林，向北转移到乔治湖，越过斯科伦河，最终到达阿第伦达克山脉的未经探索的纵深地带，把科拉和爱丽丝姊妹俩护送到亨利·威廉要塞司令孟罗上校那里。读者们为这一路的风景和惊心动魄的追杀场景而陶醉。然而在时间方面，《最后的莫西干人》却是一部双重维度的旅行。一方面，它讲述的是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殖民定居者怎样变成库柏正在创作的19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人的故事。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它也是一部向后时空旅行的故事，从殖民时代的纽约州，回到本土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小说不时地在问两个问题：什么是美国人？成为美国人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12] 虽然亚当·西博恩、埃德加·爱伦·坡、里查德·丹纳等19世纪的作家都创作过“大海旅行”小说，但“没有一个美国作家能像赫尔曼·麦尔维尔那样，利用大海作为小说的场景和主要观念，来创作伟大的文学。”[13]所谓“伟大的文学”，就麦尔维尔的创作而言，就是不仅要在小说中表现大海旅行，而且要赋予大海旅行以史诗的维度。“波利尼西亚三部曲”由《泰比》、《奥穆》和《玛迪》三部小说构成，表面上是讲述主人公在南太平洋诸岛的旅行经历，在深层次上却阐释了原始与文明、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二元对立。尤其是《玛迪》的后半部分，小说由现实的旅行转入虚幻的旅行，叙事的中心由玛迪对伊勒的寻找转化为对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政治等方面的探讨，表达麦尔维尔关于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对立思想。正如在小说的结尾，巴巴兰贾这位具有哲学家特质的土著旅伴突然醒悟道：“我的行程到此为止。虽然我们尚未找到伊勒，但是我已经得到了玛迪所能给予我的一切……你也许永远找不到伊勒，因为她其实只是一个嘲笑你的影子……你永远不会找到伊勒……当你找遍了所有的岛屿后……那时候，你会发现伊勒就在这里。”[14]塔吉的西行和对伊勒矢志不渝的寻找，从象征的层面上讲，体现的是一种对于终极真理的求索。这一主题的深化，为麦尔维尔创作史诗性的大海旅行小说《白鲸》铺平了道路。 麦尔维尔最著名的“大海旅行”小说是《白鲸》，这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史诗性小说。为了使这部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寓意，麦尔维尔将他的海上旅行经历、美国19世纪的捕鲸业、圣经中的典故以及象征主义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构建出人类通过旅行而实现“一种对自我发现、自我认识问题的关注”[15]这一宏大的主题。小说中的流浪汉伊什梅尔选择出海旅行，目的是为了摆脱陆地文明对精神的桎梏。“斐廓德号”捕鲸船名字取自新英格兰一个消逝的印第安人部落，目的是预示此船在伊什梅尔和亚哈探索生命意义的旅程中必将遭遇毁灭的厄运。船长亚哈具有圣经中亵渎上帝的亚哈王的影子，他不仅热爱大海航行、而且也是一个非理性的偏执狂。在讲述“斐廓德号”追捕白鲸的旅程时，麦尔维尔还讲述了与捕鲸业有关的人类社会问题，例如捕鲸业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爱默生超验主义哲学思想的疑虑等。这些看似闲笔的抽象论述实际表征着麦尔维尔对人类生存内涵的深深思索。经过许多天的海上追逐，“斐廓德号”捕鲸船最终与白鲸展开了决斗。亚哈和船上的所有水手葬身海底，只有伊什梅尔一人幸免于难，向世人揭示了他与船长亚哈所进行的这场可怕的海上之旅所隐含的悲剧意义：人类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唯有保持一颗健全的心，才不会使人类走向偏执和死亡。 “作为一个在密西西比河两岸成长的孩子，如果马克·吐温学会喜爱大河的话，那么他也学会了怎样书写大河景观……从那种文化意识和语境生发开来，马克·吐温发展了自己作为一个自然作家、一个浪漫史家的叙事能量。”[16]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成长和旅行经历，最终使他写出了由《汤姆·索耶历险记》、《密西西比河上》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所组成的“大河三部曲”，其中尤以第三部表现“大河旅行”最为著名。它写的是一位少年，但却不是一部单纯为少年而写的小说。它是一部民间史诗，因为此时密西西比河这条气势澎湃的河流，已经成为人类必须永远与之抗争然而又能把自己唯一的信仰寄托于它的象征之物。关于这部小说的重要性，海明威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所有的美国文学来源于一本叫做《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小书。”[17] 为了摆脱父亲和道格拉斯寡妇的束缚，哈克只身一人逃向大河，并结识了黑人奴隶逃犯吉姆。于是，二人相约驾着木筏顺流而下，去寻找一个没有贩卖奴隶、没有对儿童进行精神束缚的自由州。他们乘坐的木筏，类似于神话原型中的子宫，将他们与文明社会的虚伪和邪恶隔绝起来。即使是在这种相对安全的木筏上，哈克也面临着旅途的危险和成长的困惑。旅途的危险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旅行基本是在晚上进行，这有点类似于荣格所言的“夜海航行。”夜晚的密西西比河既有险象环生的自然环境，又有凶恶的残杀和阴险的引诱。过往的汽船掀起的巨浪会打翻他们的木筏，暴涨的河水会使他们无法掌控木筏的航行速度，水蛇有时候还会向他们发动袭击。更使哈克和吉姆难以容忍的是，即使是在大河上，他们也未能逃脱岸上文明的危险。追逐逃跑奴隶的船只不断地游弋在密西西比河上，失事的海盗船上发生杀人灭口的内讧，从上游漂过来的木房子里赫然出现被枪杀的尸体。 哈克和吉姆所希望到达的自由州，实际上是一个人生旅途的完美境界的象征。正因为如此，它才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那样可望而不可即。哈克和吉姆明明知道它就在密西西比河岸边，可就是无法找到和接近它，最终还是在大雾中错过了它。这一切都给哈克和吉姆的“夜海航行”增加了神秘的色彩。哈克在旅行途中所经历的成长困惑主要体现在他与黑人逃犯吉姆的相处方面。“小说所呈现的是哈克的故事，是他沿着密西西比河旅行的故事，而吉姆作为一个故事人物和象征符号也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在故事层面上，吉姆是哈克的可爱伙伴；同时，吉姆也体现出一种道德问题。”[18]正是在吉姆的帮助下，哈克不仅战胜了大河上险象环生的环境，而且最终获得了精神的成长。 五、结语 可见，旅行叙事构成了美国19世纪文学的叙事本体。游记和旅行日志固然能引起19世纪美国人对于本国和世界地域认知的兴趣，诗歌和小说中的旅行叙事则更艺术性地表现了美国民族的旅行情结以及旅行在美国诞生和成长中的仪式性意义。作为美国文学正式形成的时期，19世纪的西进运动、欧美之间的越洋大旅行以及美国人民在路上奔波的常态化生活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最直接的旅行素材和叙事原型。同时，并不久远的美国“五月花号”航行建国历史也在当时的美国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正是基于此，美国19世纪的以旅行日志为代表的非虚构性作品和以小说和诗歌为代表的虚构性文学作品充满旅行叙事就毫不奇怪，并直接影响到美国20世纪经典文学的创作。也正是基于此，美国评论家詹尼斯·斯道特对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进行了更精辟的总结：“旅行的确是美国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甚至可以说美国文学中充斥着各种旅行，其普遍之程度，远超出我们的预想。”[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