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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是一个旅行的民族，其民族意识中的旅行情结赋予美国文学一种旅行的叙事本体。就19世纪美国文学而言，这种旅行叙事本体主要表现在以游记为代表的旅行文学和以诗歌和小说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其中，惠特曼的“大路旅行”诗歌、库柏的西行、麦尔维尔的大海旅行和马克·吐温的大河旅行是这一时期旅行叙事的典型表现，可以说，19世纪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构成了整个美国文学的叙事本体。 关 键 词：旅行情结/叙事本体/美国文学/19世纪美国文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旅行叙事研究”(14FWW012)。 作者简介：田俊武，文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美富布赖特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一、引论 “若从旅行的角度来讲，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总是躁动不安。”[1]作为一个由旅行者、探险者发现以及由殖民主义者和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度，美国与旅行之间的联系胜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与旅行之间的关系。因此，旅行作为美国民族心理中的集体无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升华出一种“旅行情结”。正如阿斯特罗所言：“美国是一个旅行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流线型的、流动的民族……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我们也到整个世界去旅行，以便追求一种完美的生活。的确，我们对于旅行的嗜好源于我们对于熟悉和平庸生活的厌恶，如今这种嗜好已经升级为美国经验。”[2]这种“美国经验”在文学中的反应就是旅行主题成为美国文学的叙事本体。约翰·杰罗姆指出：“美国是一个道路的史诗，我们已经发展出了一种道路叙事的艺术，从《哈克·芬》到《愤怒的葡萄》。”[3]因此，旅行叙事在美国文学的创作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尤其是在19世纪美国文学刚刚形成的时期。这种旅行叙事不仅体现在以游记为代表的非虚构性创作方面，更体现在以诗歌和小说为代表的经典文学中。 二、非虚构性的旅行叙事——游记与旅行日志 在19世纪，随着旅行的日益盛行，来自各个社会背景的美国人开始在日记、回忆录和旅行日志中书写他们的旅行经历，旅行文学因此成为一个独特的、包容性的文学范式，成为“一个多种叙事声音、文学风格、话语层次和题材类别的汇合地，把不同的叙事模式结合在一起……”[4]不管是职业作家还是文坛新手，都争相写作旅行文学。尽管并非每一部旅行写作都能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印迹，但是它们在当时都能得以出版并销售得很好。正如哈柏兄弟公司的老总所言：“旅行书在我们所出版的所有书籍中销售得最好……它们不用着急，像一部由著名作家写的小说那样。”[5]这一时期，美国的西部、尼亚加拉瀑布、密西西比河流域等，都成为旅行者们游历和书写的对象。例如华盛顿·欧文的《克莱杨杂集》主要记述作家在美国的西部之旅，梭罗的《在康考德和梅里马河上的一周》主要记述作家乘船抵达新罕布尔什的经历，弗朗西斯·帕克曼的《俄勒冈小道》主要记述作者在内布拉斯加、怀俄明、科罗拉多等州的旅行和探险，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主要记述作家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旅行生涯等。 不仅美国本土被踏遍，而且旅行者们还把旅行的视野投到欧洲、中东和南太平洋地区。有美国文学系主任之称的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几乎遍访整个欧洲，写下了《意大利之旅：从威尼斯到那布勒斯以远》、《熟悉的西班牙旅行》等游记。豪威尔斯的欧洲游记，引发了19世纪的美国人到欧洲进行旅行的热潮。正如马克·吐温在1869年所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想到欧洲去，我也想去欧洲……邮船以每周载四、五千人的速度把美国人从这个国家的各个港口带出去。”[6]美国人的欧洲之行，一部分是为了逃避在后内战时期的美国所面临的困难；一些具有文学和艺术气质的美国人则是为了文化的朝圣，参观欧洲著名的文化古迹，借以提高自己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修养。亨利·詹姆斯就属于这种文学性的美国人。与美国人的欧洲旅行相比，他们到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的旅行则带有东方主义的帝国思维。1837年，约翰·罗德·斯第芬出版了《在埃及、阿拉伯、佩特拉和圣地的旅行札记》，这是有史以来由美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近东的游记。书中对东方古老帝国的废墟以及近东神秘情调的描写引发了美国人对于东方古老帝国的想象，刺激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国人到以巴勒斯坦为代表的中东和近东国家的旅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