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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观虚幻”为主的旅行文学——游学叙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旅行叙事 “客观真实”地描述旅行见闻的旅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彰显着旅行者的“主观虚幻”。旅行者是风景和经历的记录者，又是故事的讲述者，虽然旅行叙事声称“客观真实”，但旅行纪实通常发生在旅行之后，折射了旅行者的主观抉择和反思意识，充满主观渲染和虚构性。因此，保罗·法素将旅行文学视为“回忆录的次文类”，突出其自传性，足见旅行文学主观色彩浓厚的叙事特点。 从16到18世纪，游学成为英国教育的一种时尚。以人文教育为目的、提升审美感和道德观的游学(Grand Tour)②开始关注主体的感受。游学者满怀民族主义热忱，游走欧洲各国，在经受欧风洗礼过程中，不仅百科全书般详细记录下所到之处，还大量地揭示旅行者的个体主观体验，读者能从叙事中体味旅行者的个性特点、道德判断与思想感情。旅行叙事主要抒发对英国的热爱之情。这时期的游学叙事主要有：艾迪生(Joseph Addison)《意大利部分地区之行感想》(1705)、阿瑟·扬(Arthur Young)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1792)、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穿越法国与意大利的旅行》(1766)等。具有代表性的标志着旅行文学从客观描述转向主观虚构的是斯特恩的《穿越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1768)。书中以虚构人物约里克(Yorick)为主人公和叙述者，讲述了80天的法国和意大利之旅。这部作品的游记式客观色彩变淡，小说式虚构特点突出，成为旅行文学在书写形式上的突破。此后，旅行者对异域风光的景色描写往往寄托着主体关照和思想情怀。17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的游学书写大多是具有主观性的文学再现。 19世纪末，旅行文学开始向现代主义的文学形式过渡，关注主观体验和旅行魅力的旅行叙事开始大量涌现，强调旅行带给主体的现实逃离感。旅行者在叙事中反思英国社会的价值和道德标准，公开批判工业文明，表现出反帝国主义的态度。旅行作家亚历山大·金莱克(Alexander Kinglake)这样描写到：“你会向往游学旅行，期待到东方。英格兰低地和旷野不再吸引你，于是大踏步地开始从这些自由的领地出发，蜿蜒地穿越欧洲人群，最后到达约旦河床。你会兴奋地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地带边缘，从此可以告别习惯的繁文缛节。”(Kinglake，1997：119-120)这里，旅行的价值体现在暂时告别单调乏味的文明和传统。与此类似，迪恩·马克康纳尔(Dean MacCannell)也强调旅行作为逃离熟悉的“文明的羽毛床榻”的重要性：“对我而言，旅行不是去哪里，而在于出走。为旅行而旅行。重要的是要动；更深入地体会生活的需要和艰难；走下文明的羽毛床榻，踩踩脚下的全球花岗石，用燧石生火。”(MacCannell，1976：10)虽然对异国土地的向往、远离熟悉的欧洲文明并不是旅行的全新目的，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这显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母题。 20世纪，英国的旅行文学表现为盛况空前的批判西方文明之现代主义特点。迈入新世纪后，西方世界的工业化程度加深，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产生的断裂感，西方的文明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人们精神空虚，文化失重，价值沦陷，文人学者纷纷公开批判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恶果。一战后，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萧条更加剧了人们的失望和压抑情绪，到了30年代W.H.奥登、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伊芙林·沃、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等作家纷纷旅行世界各地，远离西方文明的枷锁，“30年代的旅行通常被人们称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旅行……(人们)自我有意识地跨越可知和未知的边界，寻求国内无法实现的某种事实。”(Hynes，1976：288)由此，也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旅行作品和旅行作家，如彼特·弗莱明(Peter Fleming)、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等。旅行者/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1936)中就描述到地图上未被勾勒的利比里亚遥远地区之旅，寻求自身和人类文化远古、未受腐蚀的状态。旅行文学的现代主义特点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他的《前进阿姆河之乡》(The Road to Oxiana)被誉为现代旅行书籍的《荒原》，呈现出一幅糅合了各种素材的现代形式拼贴图：如新闻剪切、公众标语和告示、书信、管理档案、日记段落、学术论文、政治杂文等等(Fussell，1980：108)。这种异质形式的再现和表达方式成为20世纪游记的特点，将叙事片段与描述、素描、对话、场景、反思、散文、诗歌等融为一体。 70年代以后，旅行文学糅合了后现代元素，旅行文学叙事形式又经历了一次革新。此时，对旅行之地的描述处于附属地位，旅行之地成为促发旅行者对生命思考和情感感知的陪衬。如果说旅行对旅行者具有重要意义，不是旅行本身使然，而是旅行经历付诸写作，被文本化。布鲁斯·查特文的著名旅行书籍《在巴塔哥尼亚》(In Patagonia，1977)和《梦幻途径》(The Songlines，1987)描述了旅行者/作家对旅行的痴迷。查特文不仅探索旅行之地巴塔哥尼亚和澳大利亚，更多的是剖析他对失根性的迷恋，解释自身存在的基本状态。事实上，后现代旅行叙事更多记录的是旅行主体与外部世界、旅行与文本化旅行、旅行主体与前旅行文本阅读之间的调整和谋和。后现代旅行经验的意义仅仅存在于旅行叙事本身，只有将旅行与叙事结合，只有将旅行文本化，旅行对旅行者才具有意义，正如米歇尔·布托所说：“旅行在某种方式而言就是书写，而书写就是旅行。”(Butor，1974：2)查尔斯·格罗夫也这样呼应到：“我的旅行就是笔的旅行，旅行难道不就是我所创作的故事吗？……旅行意味着将身体处于书写的状态中。”(Grivel，1988：243)旅行者在体验外部世界时不仅唤起对往日的个人记忆，还忆起从前的阅读经历，也就是说旅行文本具有与前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法素由此把旅行还称为文学的旅行。文学性与互文性成为后现代旅行书写的显著特征，二者将旅行的意义通过而且与文本完整地结合起来。这说明旅行文学作为文类的独特性吻合以游牧、迁移、错置、去领土化昭示的后现代状况，旅行也因牵涉边界、放逐、迁移而成为后现代批评话语的隐喻。 几个世纪以来，随着旅行的目的和形式的嬗变，英国旅行文学的主题和叙事内容也多样化，以朝圣、殖民探险、游学、观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为主题的叙事模式等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女性的旅行叙事一直贯穿历史，但由于性别偏见，女性旅行往往受限制。随着18世纪旅行工具马车的使用和女性受教育机会和知识水平的提高，女性旅行逐渐兴起。尤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大量受过教育的女性开始旅行并书写旅行经历。到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旅行已发展成为一种时尚，女性不仅伴随丈夫和家人旅行，甚至为探险、传教、娱乐而独立旅行③。一些女性如安·拉德克利夫、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多萝西·华兹华斯和蒙塔古夫人的游记作品显示出于男性作家不同的风格，是旅行文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旅行文学兼具客观描述性与主观反思性，可以说是兼具科学的准确性和自传的虚幻性为一体的文类，这种虚实兼备、主客观俱全的叙事特点被称为“一种介于科学发现和虚幻小说之间、模糊二者之间差别的文学形式”(Forsdick，2009：58)，具有“令人惊奇的异质性”(Knowaleski：6)。毋庸置疑，旅行书写“以‘混杂’或者‘杂交’的文学形式而著称”(Kohl：176)。旅行文学被视为与其他文学形式截然不同的独特文类，正如阿曼达·吉尔罗伊在研究启蒙和浪漫主义时期欧洲人的旅行和旅行书写时感慨它为“最包罗万象的文化手提袋，混杂话语跨越不同的学科边界……”(Gilroy，2001：1)。这也正是旅行和旅行文学的独特魅力和研究价值所在。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详尽地考察了18世纪以降英、法、美的官方文件、旅游札记、个人回忆录、诗歌和小说等体裁不同的旅行书写，鞭辟入里地揭示了西方对东方他者化的构建机制。这本书奠定了西方学界对旅行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式。从此，旅行文学成为80年代以降文学的文化研究热门领域，以及后结构主义思潮声讨西方现代性的文本重镇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