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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观真实”为主的旅行文学——以朝圣、探险和观光为主题的旅行叙事 保罗·法素区分旅行、探索和旅游之间的微妙差异时指出，虽三者均谈及远足跋涉，但“探索者寻求的是未被发现的事物，旅行者寻找着历史上人们已经发现的地方，而游客则前往经商业开发、提供大众娱乐服务的处所。真正的旅行者过去乃至现在介乎探索者和游客两者之间”(Fussell，1980：38)。旅行以艰苦著称，较早的旅行文学以提供经验和建议为目的，客观准确的实证性描述为特点，旅行者以书写的形式再现旅行见闻，为后人提供方便。由于“旅行书籍是一种见证，在属性上以真实为目的”(Campbell，1988：2-3)，旅行文学便被标上了“客观真实”的标签。 英国的旅行文学始于中世纪，以朝圣为主题的旅行叙事充满了对圣地的细致而客观的描述。中世纪晚期，旅行人数较少，旅行者来自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流浪汉、王宫贵族、商人、工匠、牧师、学者等，他们怀着拯救身心的初衷，向圣地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欧洲的罗马、东方的耶路撒冷、英国的坎特伯雷大教堂等处跋涉。这种叙事的基督教色彩极其浓厚，叙事者详细描述所到之处的地表地貌、各地距离、外国文字的主要目的是讲述与所到之处相关的圣徒圣事。可以说这些叙事在知识层面为后来的旅行者提供了丰富而准确的信息，比如旅途的注意事项、远方民族的语言与风俗习惯等。但由于基督教义排斥朝圣者对新地方或陌生人产生好奇，大部分叙事中并没有旅行者对异域的陌生感和疏离感等主观体验方面的描写。例如，《曼德维尔游记》以第一人称口吻描述主人公到巴勒斯坦的朝圣。书中不仅有显著的朝圣描写，还有对异域风俗举止和世俗风趣的个人经历方面的描述，揭示叙述者对异域的好奇和惊异。以朝圣为主题的叙事奠定了旅行文学的书写模式，即：百科全书式信息、全景式视角和各种实用可靠、可供参考的建议。 随着新航线的开发和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英国国力的增强，英国逐渐取代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成为欧洲殖民探索的新锐。探险家、商人和殖民者在时代精神鼓舞下纷纷展开了征服和劫掠财富之旅，1576年，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开始了向西北之行，抵达亚洲。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r)成为第一个绕地球航行的英国人。1585年理查德·格林维尔伯爵(Richard Grenville)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以探险为主题的叙事在16世纪下半叶出现。旅行者既为探险者、殖民者，同时又是书写者，因此叙事中大多以第一人称、客观细致地描述新世界和新世界初民，不仅着重准确性，还增强了可信度。大量的旅行书写被收编成册，著名的地理学家理查·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收编的《英国航海、旅行和发现全书》(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1599)享有盛誉。 17世纪是以科学革命而著称的时期，培根在《学术的进步》(1605)中就倡导建立在新科学实证的基础上探索旅行，由此旅行文学的探险叙事融入了科学探索的主题。旅行者关注旅行对象，着重科学细致地描述异域，不仅涉及自然、文化、地表地貌，还融合了海盗冒险故事。可以说，殖民掠夺与科学探险为主题的叙事交相呼应在旅行文学中。里恩·威弗在《新旅行以及美洲峡谷地带的描述》(1699)中除了描述科学探索，还记录了他在美洲掠夺私船的经历。威廉·丹皮尔亦在《环绕世界的新旅行》(1697)中记载了他的海上掠夺和科学观察。到了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以科学探索为主题的叙事深入人心。在著名的探险科学家布干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福斯特(Georg Forster)、洪堡特(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库克(James Cook)的旅行叙事中虽有冒险经历，但却以准确观察为重点，以地理、气象、天文、植物、人类学等领域的科学描述为主导。 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统治时期，探险叙事基本上延续了伊丽莎白时期以探险和17世纪以科学为主的叙事模式。19世纪末，“成千上万的新读者不喜欢阅读自己熟悉的社会和金融问题，却喜欢描述异域英勇事迹的书籍”(Gatrell，1992：31)。很多探险家受到皇家地理协会和类似研究机构的资助，以科学精神记载自然特色和人类学现象，同时趣味横生地讲述冒险经历，突出叙事者的坚毅勇敢和征服胜利。在《涉足东非》(First Footsteps in East Africa，1856)中，探险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F.Burton)讲述了他到索马里禁城哈拉尔(Harar)所遭遇的种种历险。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te)1857年出版的《传教旅行》发行了7万多本，名利双收，他成为英雄人物、帝国事业的使者和上帝福音的传播者。与受商业利益和殖民抱负驱使的探险叙事一样，这个时期的探险叙事到处昭示着帝国主义话语。像达尔文这样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小猎犬号航海记》中亦写道：“见到眼前状况，不难预料和期待整个(南海)地区在未来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进步。随着进步的步伐，基督教将在南海散播，这将是历史画卷上浓重的一笔……目前为止，这些变化是在英国慈爱精神的作用下发生的。”(Darwin，1989：376)总体而言，无论探险、传教还是科学调查，叙事者基本上带着向本土人灌输欧洲文化价值观和生活习惯的明确目的，关注土著民族的民俗、外表、饮食习惯、社会仪式。 在维多利亚时期，除了以科学为主题的探险叙事，观光叙事也广为流行。现代交通工具如蒸汽轮船和铁路的发明令旅程安逸舒适，大大减缩减了去遥远国家的时间。除了商旅、探险、传教之外，还出现了到美洲、非洲、澳大利亚、阿拉伯等海外殖民地的观光游览。中产阶级的人数急剧上升，四处旅行的人越来越多。1845年托马斯·库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旅行社，提供便捷的交通用具和住宿，旅游产业迅猛发展。游客将观光之行记录下来，传递一路行一路看风景的愉悦，“描述成为这种旅行书写的主导再现模式”(Korte，2000：95)。这在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北美游记》(North America，1862)和狄更斯的《美国见行录》(American Notes，1842)可见一斑。但是旅游观光不同于真正个性化的旅行，叙事也不免流于表面和模式化。很多叙事试图展示读者未见过的景色，以避免重复的尴尬。有的采取新颖的叙事手法，如查尔斯·狄更斯在《意大利风景》(Pictures from Italy，1957)中以梦境的形式描述威尼斯之行。即使观光叙事展示出与探险完全不同的旅行形式，有很多描写、事实性信息、娱乐价值以及个人经历，但清楚可见的是旅行者所属社会的价值标准和旅游者忠实的英国主体身份。 到了20世纪，人们面临现代化旅行带来的尴尬困境。一方面，科技飞速发展，轿车、飞机取代轮船、火车，旅行更加方便、轻松和快捷，但少了惊奇和艰苦旅行带来的独特体验；另一方面，世界各地受文化产业化影响日渐趋同，全球化进程中土著文化被批量生产的西方消费文化同化，个性旅行与大众旅游之间的界限明显缩小。很多旅行者采取古老而又不寻常的旅行方式，试图与大众旅游划清界限，著名旅行作家帕德里克·雷·费尔默徒步从荷兰跋涉到黑海，“坚决杜绝乘坐任何工具”(Fermor，1977：89)。保罗·法素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为“旅行的最后时光”(1980：vii)。在二战后飞机旅行的时代，旅行作家布鲁斯·查特温(Bruce Chatwin)、保罗·瑟若克斯(Paul Theroux)、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Philip Glazebrook)、埃里克·努比(Eric Newby)等在书写中明显地表露对铁路旅行的怀旧。有的旅行者则试图向未开拓之地跋涉，女探险家芙芮雅·丝塔克前往伊朗的卢里斯坦(Luristan)，称之为“探索者值得一去的国家”(Stark，1936：13)，菲尔比(Harry St John Philby)和塞西杰(Wilfred Thesiger)则前往危险遍布的阿拉伯沙漠。①这些探险叙事以地形学与人类学式描写为主，大英帝国的文化优越感日渐消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