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词语焦虑与道德重构 词语的无序状态让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备感焦虑，他们认识到不仅要指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更要重构二者之间的关联。如乔治·爱略特所言，词语有名无实，就像让体衰力竭之人强承旧重，会带来更大的危害；生活中无视这种词义变化，就会造成思想对现实的误读，甚而会“颠覆社会的准绳，也即对善恶的判断”。(43)这种重构意义体系的过程，也是道德重构的过程。 虽然19世纪英国的伦理观念总体上没有出现“革命性”变革，但一些原为道德许可的行为已经不再顺理成章，新社会所需要的某些德性得到了格外的强调，而构成原有道德体系的许多概念开始引发争议，部分伦理术语甚至失去了其社会指代。威尔斯(H.G.Wells)在20世纪初回顾说： 我们从未像法国人在其恐怖统治时期那样割裂传统，哪怕是象征意义上的打碎传统都没有过，但所有起维系作用的观念都淡化了，旧的习俗纽带或者已经松动，或者完全松开了。(44) 这种淡化和松动很容易导致社会的价值失范和权威真空。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对此格外警觉，反复考辨那些重要概念，界定表述那些概念的词语，探索词语的使用规则，进而把握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穆勒就很反感当时流行的各种“模糊的概括”，主张明确界定词语的“边界”，并在主编《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London and Westminster Review)时竭力保持边沁和他父亲“那种值得尊敬的文风，讲求表述精准(the precision of expression)、意义明确(the definiteness of meaning)，反对华而不实的辞藻(declamatory phrases)和模糊的概括(vague generalities)”。(45) 文人们开始反思、讨论并重新界定伦理术语的意义，说明他们认为道德出现了问题。如卡莱尔所说，英雄的时代不是道德哲学的时代，当人们开始思辨德性的时候，也就说明道德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46)而且，他们对道德、宗教、政治领域关键词语的分析，即便只是学理层面的探讨，也常暗含着对社会甚至权威的批评，而这些批评又无不带有建构的意图。例如，卡莱尔重新界定“社会”概念，不只在探索新社会需要哪些基本原则来维系，还包含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中世纪社会理念的倡扬。他并不是要回归中世纪，而是主张现代社会应该延续中世纪那些更有人情味的社会理念，或毋宁说，是他根据现代社会的弊病从古代文化中建构出来的一种理念。因此，考察他们的词语焦虑，也可以管窥他们是如何为新社会建构道德的。 或许有观点认为，只有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才可能谈得上道德“重建”。的确，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政治、道德、文化领域的“革命”，相比欧洲大陆，似乎走了一条平稳渐进的变革之路，史学家们常用“改革的年代”(age of reform)、“改善的年代”(age of improvement)、“平衡的年代”(age of equipoise)之类的说法来命名这段历史。不过，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经历大变革。评价社会变革的剧烈程度，除了要看参照物，很多时候还取决于将镜头拉近还是推远。当时的许多文献都凸显了关于变革的焦虑。穆勒就认为，那是“一个充满变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之一”(one of the greatest revolutions)，包括人们思想和“整个社会构造”(the whole constitution of human society)的变化。(47)史学家扬格(G.M.Young，1882-1959)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中用“大变革”(revolution)来描述那段历史。(48)而且，当时很多文人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焦虑。卡莱尔在《时代特征》(Characteristics，1831)一文中将这种不安称作“self-conscious”，(49)人们开始和自己对话，疑虑重重地谈论“时代精神”等话题。穆勒的长文《时代精神》(The Spirit of the Age，1831)正是从解释这种“现场”感受开始的： “时代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个新奇的表述。我不认为能在50年前的任何著作中碰到它。诚然，将自己身处的时代与以前的时代进行比较，或与我们想象的未来时代相比较，这种念头哲学家早已有过，但它从未成为任何时代的主导观念。 它基本上是变革时代才会有的一种观念……人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被让人难以察觉的渐变给掩盖了，而且悄无声息，早在被普遍感知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当事实突然显现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仿佛从梦中惊醒。他们不知道别人脑子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甚至不知道自己脑子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50) 于是，以“anarchy”为首的表示混乱的词语成了19世纪英国文人的常用词语，用来描述政治、伦理、宗教、知识等各方面的“无政府状态”。该词源自古希腊语“anarchos”，意指“没有领袖”。16世纪进入英语后，既指没有政府或政治上的混乱状态，也泛指各种缺乏权威的状态，如道德、精神、情感、语言等领域的混乱。到19世纪，这个词甚至成了文人的一种修辞手段，用来描述让他们心神不宁而又无法言说的混乱，借以表达重构权威与秩序的迫切要求。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将它视作“文化”的对立面，卡莱尔则在《论英雄与英雄崇拜》中将它视为世上“最可憎的状态”。(51)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穆勒与人生的目的》一文中说：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病是幽闭恐惧症(claustrophobia)——一种憋闷的感觉。那个时代最优秀和最有才赋的人，如穆勒和卡莱尔，尼采和易卜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要求更多的空气和更多的光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恐惧症则是旷野恐惧症(agoraphobia)，人们害怕解体，害怕没有方向。他们就像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中没有主人的人那样，寻求能够阻挡大海狂涛的堤坝，寻求秩序、安全、组织、清晰可辨的权威；人们害怕会有过多的自由，那将使他们迷失在一个巨大的、孤独无助的真空之中，一片没有道路、地标或目的地的荒漠。(52) 不过，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虽然要求空气和光亮，却也没能克服现代人的这种旷野恐惧。令他们感到恐惧的深层原因，是变革年代那种难以掌控的无政府状态。如弗莱(Northrop Frye)所言，当时思想界常谈“摇晃的小船”形象，即道德、思想、文化的传统如诺亚方舟般漂浮在可怕的破坏力量之上。(53)这种针对传统存续而生的危机意识或忧患意识使文人更加关注词语，词语焦虑实质上是社会文明和生存状态引发的种种焦虑的延伸。他们试图将政治、社会和伦理价值体系从混乱无序中拯救出来，而词语就是他们用来抵制或抑制那些焦虑的重要手段。因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来说，词语既是阻挡狂涛的堤坝，又是获取空气和光亮的窗户。诚如当代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由词语来拯救》(Salvation by Words)中所言： 词语构成了我们道德存在(our moral being)的最根本的构造和材料。这是因为，我们要借助符号体系来表述自己的存在，而词语不仅是最为普遍使用和理解的符号，也是最精炼、最雅致、最细腻的符号。我们成了使用文字的动物(verbal animals)，也就成了有精神的动物(spiritual animals)。只有借助词语才能做出最根本的区别。词语就是精神。(54) 维多利亚时代文人在巴别塔下重构意义体系的过程，也是道德重构的过程。只是，这种重新建构并非推倒重来，而是面对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断调整，用卡莱尔和穆勒的说法就是“旧衣新裁”或“旧衣新织”。穆勒认为那个时代的首要特征就是“转型”或“过渡”(an age of transition)，用他的比喻说，就是人长到26岁的时候，6岁的衣服已经穿不上了。(55)文人自觉的重任就是为这个26岁的人裁剪、缝制合适的衣裳。 到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焦虑不仅被看作一种精神状态，更是一种需要进行“精神分析”的病症。但本文所说的“词语焦虑”，却不是病态的焦虑，而是文人的自我意识或觉醒。他们意识到词语的混乱无序不仅阻碍了他们的交流或对话，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如果不加看管，会带来更大的破坏。研究这种焦虑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能从中看到符号体系的重塑过程，还能看到文化如何调整自身以适应并影响社会变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