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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语焦虑的原因 词语焦虑的直接原因是文人们觉察到词语的无序状态可能会带来种种破坏。这种无序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符号与意义(或能指与所指)的关联出现了松动甚至断裂。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的童话《走到镜子里》(1871)就暗示过这种状况。故事中有位叫昏弟敦弟(Humpty Dumpty)的蛋形人，是位语文学家，与小女孩阿丽思(Alice)有这么一番对话： 昏弟敦弟说，“哼!我要用一个字眼儿啊，我要它当什么讲就当什么讲——也不多也不少。” 阿丽思说，“咱们要问的是，你能不能拿字眼儿一会儿当这个一会当那个讲。” 昏弟敦弟说，“咱们要问的是，到底谁做主——就是这点儿。”(赵元任译文)(22) 就是这点儿：到底谁做主?这个问题不仅涉及谁掌握着话语权，还涉及整个语言符号体系的有效与否。如果词语真能“要它当什么讲就当什么讲”、“一会儿当这个一会当那个讲”，说明使符号和意义形成原有关联的那些因素已经失效了。约翰·洛克(John Locke)曾指出，词语的意义需要“普遍使用，大众认同”，即便是权倾天下的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新词，因为词语与观念之间长期稳定的关联已经让人觉得“形同天然”(natural connexion)。(23)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89)中解释自己为什么要专门拿出一卷来讨论词语： 如果考虑一下各种知识、论述和谈话，是怎样因草率、含混的用词而纷争不断、混乱不止，也许就会觉得深究一番还是很有必要的。(24) 他分析了种种“滥用词语”(the abuse of words)的情形，认为人们在讨论道德时尤其爱用毫无意义的词语，导致其言谈中“充满了空洞而无法理解的喧哗和胡言乱语”(abundance of empty unintelligible noise and jargon)。(25)麦金泰尔也在《伦理学简史》中说： 如果我们的道德概念还能称得上概念，我们的道德词语还能称得上词语，那么它们的使用就肯定有标准。除非有规则来制约它们的使用，而这些规则又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并且是由社会确立、为社会共享的，否则它们不可能成为我们语言的一部分。(26)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恰恰意识到，不管是“大众认同”还是“为社会共享”都已经很难做到，同一词语在不同文人笔下经常有不同的所指，更不用说原本就指涉复杂观念的伦理词语了。当时的社会变革、科学进步、学科分化等难以控制的力量已经在压缩词语王国的空间，文人心中那种能够表述道德关怀的共享话语体系正在走向分裂。用什么来讨论道德?怎样说才能让大家听懂?这些问题令他们格外焦虑。词语的无序状态加剧了穆勒(J.S.Mill)所担忧的“知识无政府状态”(intellectual anarchy)，(27)或卡莱尔所说的“巴别塔似的众声喧哗”(Babel-like confusion of tongues)。(28) 巴别塔无疑是当时文人思考词语状况时的突出意象。穆勒就曾将学界各种难以沟通的话语称作“方言”(dialects)。(29)不过，也应注意，巴别塔这个比喻虽然生动，却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当时的文人有时并不像这个典故所暗示的那样自说自话，无法沟通。在混乱的表象背后，往往能够看到潜在的对话。当文人们在批评他人对词语的“误用”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他人所指的意义，这时的词义之争往往也就成了观念或思想的对话。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1869)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不仅在书中不断回应某某先生或某某报刊，还时刻注意词义的共享范围。当他谈到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有着不同的表述语言时，他会说用“我们最熟悉”或“我们最容易理解的词语来说”(30)是如何如何。显然，这里的“我们”在他看来是有可以共享的意义框架的。也只有这样，言谈才能有意义。更何况，文人有时故意借词语的多义性来“误读”他人的著述，打破原作者试图建立的词义共识。罗斯金质疑政治经济学的“财富”(wealth)概念并重新强调“原富”就是明显的例子。由此可见，维多利亚时代的“词语无政府状态”，也即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松动、断裂和重生，带有双重维度，既受社会变革的被动影响，也受文人主动重构意义体系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过程。 词与物、词与观念之间关联的松动甚至断裂，不仅加剧了维多利亚时代饱受非议的虚伪话语，如纽曼在《大学的理念》(1852)中讽刺的那种口是心非的用词(“没有什么比用一个词，却又不用它来表达什么更容易的了”(31))或卡莱尔批判的那种没有灵魂的“空话”，还使人更容易被罗斯金所说的“假面词语”(masked words)所蛊惑。罗斯金认为，“词语若不加看管，有时会带来致命危害”，欧洲人就已经被一些假面词语给操纵了，“没有人理解它们，但人人都在用，绝大多数人还会为之战斗、生活甚至牺牲，以为它们指的就是对他们很重要的这种、那种或其他事物”，(32)从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在罗斯金看来，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穆勒最担心的是能指与所指的关联断裂后，消失的不仅是词语的意义，还有词语所维系的情感和信念： 用来承载观点的那些词语不再表达意义，或者只能表达一小部分原有意义。原本生动的观念和富有生命力的信念，沦落成了死记硬背的词语；如果说意义还没有完全死去，那也只剩下了空壳和外皮，精华已经消失殆尽。(33) 在他看来，很多伦理观念和宗教信条已经因此沦为“僵尸信念”(dead beliefs)，普通人“听到这些信条的声音，会习惯地表示尊重，但不会由此迸出情感，渗透到词句所指的事物之中，进而迫使心灵摄入这些事物，使它们与那些熟悉的词句对应起来”。(34)于是，无论是说者还是听者，此时都不再关心那些关键词语的内涵或外延，他们只是需要用词语的空壳或这个空壳所能引起的日渐模糊的联想，来维持原来的社会活动。这自然会打消人们思考的动力和胆量，思想变得懒惰甚至麻木。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穆勒曾在《逻辑学体系》(1843)第六篇《精神科学的逻辑》中谈到“语言会影响人的联想”(the power of language over our associations)。(35)也即说，有时候真正对人产生影响的并不是观念自身的意义，而是表述观念的词语所引起的联想。这就很容易导致词语或观念自身意义的空洞化。能指与所指关联的断裂对情感和精神生活是一种极大的威胁，甚至会瓦解个人与社会的信仰和价值体系。毕竟，语言不仅是思考的工具，更是思想的载体。词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思考的内容、方式和范畴，如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1922)中所说，“我语言的边界也就是我世界的边界。”(36) 狄更斯更关注这种关联的断裂导致的“词语暴政”(the tyranny of words)和“对词语的暴政”。能指与所指关联的含混或断裂，不仅减弱了人们对词语暴政的防御能力，而且便利了人们对词语施加暴政，如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所说，“我们爱说词语的暴政，但我们又何尝不喜欢对词语施加暴政(tyrannise over them)。”这句话是讽刺人们在某些重要场合说话时喜欢堆砌一堆意思重叠的词语，“只要能把这些词语拉出来排成长长一列，又何必在乎它们是什么意思、有没有必要呢。”(37)不过，“对词语的暴政”显然不止这一种。狄更斯经常描写人们如何对词语实施“暴政”，也即任意改变词语的所指(在消除词语的既有意义之后填入自己的意义)，进而借这些词语形成对他人的“暴政”。这种“暴政”最初或许只是借词语表达一种意向上的专制，但也很有可能逐渐在现实生活中借助道德习俗、法律制度形成实际的专制。这时候，“谁做主”就是个大问题了。既然词语的意义可以由我做主，也就不难像《马丁·瞿述伟》中的伪君子佩斯匿夫那样，用冠冕堂皇的词语为自己谋利或欺压他人。狄更斯还在小说中通过反复“说”佩斯匿夫是位有德之士来加强反讽意味。叙述者一本正经地说：“佩斯匿夫先生是位有道德的人，一个道貌岸然的人，一个情操高洁的人，一个言谈高尚的人。”(38)句末的突降把佩斯匿夫的道德降格为言谈。这位伪君子有两个习惯，一是将词语与其意义分离开来：“佩斯匿夫先生有个习惯，就是不管想到什么词，只要听着悦耳、能让句子圆满就行，不太在乎它是什么意思。”(39)一是虚伪地使用道德词语：“世上再也没有比佩斯匿夫先生更有道德的人了，尤其是在谈话和通信的时候……他堪为楷模，比习字帖里的道德箴言多多了。”(40)比虚伪言辞更严重的是用道德话语来压制他人。当佩斯匿夫说要尽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时，他俨然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社会权威，要“替天行道”，所谓的“责任”不过是个借口而已。维多利亚时代虚伪的道德话语备受诟病，王尔德(Oscar Wilde)甚至嘲讽说“讲道德的男人通常都是伪君子”。(41)虽然虚伪的流行说明道德话语还有着面子上的权威，但也潜伏着崩溃的危险。当时有语文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词语的不道德”(the immorality of words)，也即“用高尚的词语来命名可耻的行为；为了让罪孽不受谴责，有时甚至给罪孽披上美德的外衣，即便不这么做，至少也要掩盖罪孽的丑陋”。(4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