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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改写的伦理性与政治性之争 以克拉拉原型改写为代表的去神话认知模式植根于解构主义政治化书写，神话(包括童话)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成为带有歧视意味的本质主义。换言之，当代宗教伪文字主义及魔幻变调等戏仿写作模式肇始于对神话中“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原型被等同于某种宏大叙事的面具。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话：大众文化阐释》(Mythologies)中提出了“神话化程序”概念，指出神话蒙蔽了具体文化的、知识的和意识形态的本来面貌，在普适规范化、合法化和自然化的外衣下建构起统治阶级极具遮蔽性的权力机制和一整套话语系统，因此充当着“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化的最合适的工具”。(202)弗莱的学生柏格登(Deanne Bogdan)进一步对神话“隐含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抨击：“当逻各斯被误认为是神话时，真实和虚构变得界限不明，性属便成为意识形态与神话相互渗透的标志。”(281)柏格登所抵制的意识形态接近葛兰西的精神道德领导权，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坎农格特神话改写系列丛书的起因，也是《金色》中克拉拉对原型伦理采取普遍质疑态度和激进僭越立场的主要心理动因。德拉布尔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德纳姆家的乱伦(adultery)，如加布里埃尔、克莱莉亚和克拉拉三人之间的畸形爱恋等堕落表现，在主人公看来却都成了权力政治的表征，“用以满足自己通过人牲、恋尸狂以及乱伦来无视正统思想的好奇心。”(113)乱伦一词本身意味着混杂与掺入(adulteration)，是一种僭越和破坏行为，在固有类别和意义中引发“不可调和的类属混乱”，和“无法吸收的另类种属与功能的合并”。(Tanner：12)在这个层面上，藉由肉身化乱伦僭越功能将原型伦理价值作为“非我”、“他性”政治标靶置于普遍质疑与讽拟性互文框架中，成功地体现出克拉拉意欲颠覆的主体欲望，至于打破道德界限后的去向于她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应该说，原型戏仿和颠覆对匡正歪曲的女性形象、恢复遮蔽的女性声音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伦理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特定时代语境之上的。德拉布尔曾指出，“小说的创作就是将变化中的伦理关联于变动不居的社会，同时发扬其当下社会善和美的载体的功能。”(Stovel：70)在女权运动将权力政治推向极端的今天，具有女性私人领域特征的内心空间及自然情感，被贴上了自我凝视的无意识枷锁或主动参与性别操演的同谋论标签，因此必须被彻底摒弃。《金色》中克拉拉在中学时就清楚，要想跻身伯特斯比文法学校的精英圈、征服并利用优秀男生，“耶稣的灵魂之爱、童话中奖励给好孩子的小木马这种道德规训”远不及象征权力和力量的成绩和丰腴乳房实用，而“这种倾向是学校里所有女孩子都有的”。(28)与此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利用男性的过程中丧失了爱的能力，“对男孩怎么也喜欢不起来”。(48)不难看出，对内心原则性神话和感性体验童话原型的改写背后，恰恰是将女性导入精神肉身化和情感功用化的道德危机。正如弗莱所总结的那样，“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家们意欲通过原型改写，将旨在征服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权力结构强行附加给神话，而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两者做出区分。”(Dobson：8) 事实上，弗莱早在《词语的力量》出版之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神话高于意识形态的主张：“神话具有意识形态所不认可的灵活性(flexibility)和整合性(wholeness)。当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消失后，神话是唯一永存的要素。”(1990：60)这也正是德拉布尔反复强调“不要相信讲述者，相信神话故事本身”(1987：14)的原因。简言之，在关注对象方面，区别于意识形态对人性修正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多义性展示及权力诉求，神话更加灵活地关注人类总体生存的伦理性以及对善的客观尺度的坚持。德拉布尔将其总结为“普遍性留存”(common reservoir)和“无意向性价值”(value-free)，(2011：709)包括圣歌“金色耶路撒冷”主张的精神信仰，和《小妖精集市》、《金色窗子》传达的情感关爱。在认知模式方面，神话也体现出高于意识形态解构和颠覆态度的整合特征：圣歌中耶稣艰难寻求灵魂救赎的爱的诫命、童话中为救妹妹深入险境的莉兹、为归家长途跋涉的小男孩，这些原型人物的认识论核心都在于能够建构一种积极伦理整合态度，“通过反思，激发并强化人们在碎片化的混沌体系下表达对生活总体文化严肃性或人类繁荣的基本关切。”(弗莱，2008：94)用德拉布尔自己的话说，“人类的责任就是在一个充满碎片和分裂的世界中寻找意义，同时直面不可能。”(Creighton：26) 无论是当代英美社会口传活态神话的复魅，还是文学人类学对原始思维的认同回归，都折射出心理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在反思现代性、质疑启蒙理性的过程中，对寻找失落的伦理价值及灵魂向度的精神自觉。被誉为“英国伦理学者”的德拉布尔在上世纪60年代解构势头正盛时，就以怀疑和反讽的立场回应并介入了《金色》中泛政治化文化的批评语境，对作为具体技术方式的宗教伪文字主义、童话魔幻变调等对抗性改写策略，以及相应的伦理物质化、理性伦理危机表现出极大的忧惧。作家始终认为，文学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增进内在精神成长和情感主体间对话等蕴含于原型伦理中的人性之善，而从整体规律和普遍原则意义上来考察的艺术也远远超越了女性自我实现的范畴：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美学沉思，而成为一种伦理机构，参与了文明的工作”。(弗莱，2008：459)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叶舒宪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