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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魔幻变调与理性伦理 如果说克拉拉建立在宗教伪文字之上的去神话认知导致了伦理物质化以及人与自我精神性存在的断裂，那么主人公以工具理性对童话文本所主张的真诚关爱进行的对抗性改写，则预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匮乏。作为一种将情感联结作为唯一至善的感性思维方式，童话文本的可能世界在时序(发生时间)、逻辑(遵循排中律和非矛盾律)、分析(本质属性)以及语言学(语言)四个方面，与现实世界表现出同一本体之下的兼容性与可通达性。(Ryan：559)这种特质赋予其有效的认知、叙事及道德功能，因此能够通过重建表述话语引发现实中人们的共同心理反应与愿望投射。与此同时，鉴于童话原型在指涉生活和读者接受度方面与神话具有显见的同质性和通约性，可将其视为神话内涵的表征延伸，并与后者具有同样的地位。(Zips：6)克拉拉自小喜爱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的童话长诗《小妖精集市》(“Goblin Market”)。诗作讲述了幽谷中像蛇、熊和老鼠一样潜行的妖精们用施法后的奇异水果蛊惑劳拉，使其丧失本性；姐姐莉兹冒险闯入恶魔巢穴，并用溅在脸上的果汁拯救妹妹的情感升华以及“她一生中也没见过的姐妹情深”。(123)长期的情感压抑促使克拉拉在童话人物的参照体系下与德纳姆家的女儿克莱莉亚产生了强烈的镜像认同，“发誓要与她好一辈子”。(118)学者指出，童话总是与纯真情感相连，“童话中的变形传达的不止是魔幻，更是人与他人之间相互的爱。”(I.Opie and P.Opie：178)然而通读全书，读者却难以看到主人公表现出任何真情实感。恰恰相反，《金色》中的克拉拉在新女性自我赋权、自我实现的政治诉求下，将莉兹和劳拉之间为善的关爱、感受和情感置换成了思辨命题和策略之下的理性判断。 在第二次巴黎之行中，克拉拉与德纳姆长子马格纳斯偷情被加布里埃尔发现，后者独自回到旅馆负气睡去。匆忙赶回的克拉拉突然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叫醒熟睡的加布里埃尔这一举动是出于真切的关爱，而情感表露是她所无法接受的。“让他睡着是不自私、真诚而亲密的表达。她知道这一切已经结束了。当决定不去叫醒他时，她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离开他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因为太爱他了。”(198)克拉拉之所以拒斥情感和爱的原因，可归为在黑格尔的伦理性别差异区分之下，感性始终与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处于卑贱属下地位且不具备行为主体伦理意识的女性气质相连，因此必须被否定并超越。离开加布里埃尔，克拉拉独自在巴黎机场候机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所有让她怀疑的伦理承继都被抛弃了，她开始了漂泊，就像花被剪下来，脱离了原来的根，或者是一粒种子，随风飘散，可以无所畏惧地随意落在任何地方。”(201)在这里，克拉拉所怀疑并最终抛弃的伦理承继，是指女性传统中以同情和关怀为代表的道德情感、道德直觉和道德经验等感性价值，而对无根的花和随风飘散种子的向往，表明克拉拉在稳定长久的爱情与短暂浅薄的露水情缘之间明确的伦理选择。德拉布尔对克拉拉主动抑制并割裂情感伦理有着高度的警觉：“我们不能抛弃过去的伦理传统，或摆脱他人对我们的要求。情感生活也许比自我意识或智性更让人悲伤，但同时也赋予人充实和完整的生活。她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无情的女性，她只会攫取。”(Rose：25) 小说的最后，克拉拉再次逃离家乡，以及面对濒死母亲表现出的情感压抑和极端冷漠，留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金色》的艺术手法之一，就在于在结尾处将克拉拉的成长之旅置于理查德(Laura Richards)的归家童话集《金色窗子》(The Golden Window)的结构模式之中，通过强烈的比对和参照，加深作品的伦理寓意与反讽力度。在充满浪漫想象的童话前文本中，“一个小男孩看到远处一座金色窗户的房子，于是就去寻找。经过苦苦跋涉，他突然意识到这座房子就是自己的家，而那灿灿金光只是太阳反射的光。”(30)家宅意象在空间理论中暗合情感中心与伦理意蕴，“居住的空间超越了几何学空间，家宅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巴什拉：5)德拉布尔也认同“归家”作为童话结构原型体现了人类回归原初情感和生命本真状态的希望，而逃离家宅体现的是灵魂无处栖居的流浪状态：“家乡风貌是过去的我们和当下的我们之间的纽带，是我们具有深厚情感的缘由。当它变得无法识别，我们的痛苦就无法言说。我们失去的不止是某个地方，而是自身的一部分和生命的延续。”(1979：270)像童话中男孩重新认识自己的家那样，克拉拉在得知母亲病重并返乡后一度与过去达成了某种顿悟式和解，翻看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和日记时痛哭失声，终于意识到“《金色窗户》童话寓言的伦理内涵就是告诉人们要珍视已经拥有的东西”。(30)然而这种体悟却倏忽即逝，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驱力。事实上，即使在临终母亲的病床前，主人公也表现出一种源自政治情感与自然情感痛苦冲突的内心矛盾和摇摆不定，“她一直焦虑地、害怕地等待着，唯恐出现任何情感的迹象，她不敢、也无法忍受石板上出现一丝情感的裂缝。”(211)她一想到看望病重母亲要带上鲜花，便“羞愧难当”。(210)斯宾诺莎伦理学意义上道德的增益源于通过反省将情感纳入心中，由此产生道德感并获得成长，而克拉拉却将感性习得归为空洞的能指幻象，拒绝从情感经历中学习并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对母亲和家乡的爱让位于伦敦具有实用性的加布里埃尔，偶有表达，也在逃离、反叛传统的内化过程中被有意识地淡化搁置。在这个层面上，克拉拉的人性堕落契合了反成长小说的成长失败或错位主题。 《金色》在叙述克拉拉对家乡的厌恶时，穿插了两则伤感的童话互文本。第一则讲述了孝顺的小女孩雨夜为寻找狠心后妈的猫而死于肺炎。第二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双目失明的老妪流着泪向每一个战场回来的人哭问，是否看见过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年轻男孩被杀死；士兵说只看到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死了，死时身上确实裹着件破旧的绣花衣服。克拉拉读后毫不掩饰自己对童话文本中情感虚构性的怀疑：“故事里的悲伤缺乏一种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层次感。她在金色童话世界闪光易碎的欺骗中寻找真实、寻找含糊的真理，但她失望了。”(29)德拉布尔在回忆录《地毯中的图案》中写道：与克拉拉一样，童话《伊巴密浓达和妈妈的伞》的作者阿特雷(Allison Attelly)晚年转而主张将表现“慈母与爱”的故事结尾改写为“更加现实而悲伤”的版本，其原因也是对童话“自我欺骗”的警惕。作家在分析了阿特雷的转变，并结合自己对儿童文学家特拉弗斯(P.L.Travers)和布莱顿(Enid Blyton)关于童话家只是按照成年人的记忆和经验接收或转录童年精灵意象、本身并不参与创作这一作者观的质疑之后指出：造成这种表面上非个人化或超验客观的原因，在于一种更接近孤独成年人经验的情感匮乏：最让人痛苦的是童年精灵崇拜的强大力量与万物有灵思想必须被抑制以防御自我欺骗意识的矛盾。导致当代创作主体及读者产生自我欺骗意识的原因，正在于他们被囿于“自我的童年”和功利性的理智之中，以致没有了情感和温情。”(2009：54-55)在这一点上，德拉布尔对克拉拉童话改写深层心理机制的解读，符合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的“童话魔幻变调”(demonic modulation)理论，即童话从早期旨在使他人和世界的丰盈性和神秘性显现的“魔幻化”，向以保障权利为目标的理性伦理方向流变异化。(李永平：122) 在小说中，主人公寻求的理性伦理集中表征为“如天上群星，时聚时散”(218)的原子化人际关系，以及作为其维系手段的契约论、功利主义和公正诉求。人与人之间摒弃了统一性有机联系，成为卢卡奇异化理论中彼此孤立的原子。克拉拉多次拒绝在宿舍招待克莱莉亚和加布里埃尔，抗拒主动亲吻马格纳斯，其原因就在于自己“太自私、不愿给予、只想获得”。(139)与此同时，从中学时期与工党领袖的儿子阿什交往、第一次巴黎之行时与陌生的意大利青年在电影院猎奇偷情、大学时与教授发生性关系，到最终的德纳姆替代家庭(坎迪达与菲茨杰拉德的工作合影、克莱莉亚在邦德街的画廊以及加布里埃尔工作的法国电视中心)，所有对象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与情人之间围绕“你只是我自我实现的手段”，“而你只是我自我逃避的工具”(216)之对话的伦理指向，更是符合现代人根据目的性决定行为取向的纯粹理性范式。 如此看来，《金色》中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表现为女性阈限的关怀与情感伦理，来抵御主人公“不懂什么是爱”(176)的绝对主体危机，进而启发读者重返《小妖精集市》和《金色窗子》童话世界中对情感秩序的主张和生存意义问题。纵观德拉布尔的童话原型伦理创作诗学——无论是《瀑布》中藉由中国童话蓝色玫瑰指涉爱欲救赎、《针眼》中以格林童话中的汉赛尔和格莱特影射兄妹之爱，还是《黄金国度》中借睡美人童话传达原始亲缘——所表达的古老童话中爱的要旨，与自柏拉图、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所提倡的感性经验，与穆尔(Charles Moore)直觉伦理崇尚的个人情感和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关怀伦理等情感伦理学薪火相传，殊途同归。然而德拉布尔不无遗憾地指出，《金色》中的温暖童话记忆却“在一个时代的文化浸染之下被倒置过来，成为一种臆造的精心操作或狡诈的召唤机制，伊巴密浓达等童话被影射为种族或父权主义范式，这是一种强势的文化盗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2009：54-55)行文至此，我们也许有必要对克拉拉毫无甄别地颠覆基督神话的神圣威严、亵渎童话的真诚灵动等传统价值的时代语境和文化缘起，做出进一步的探究与反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