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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话语和传奇批评的升温，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也出现了表现论的呼声。赫德认为，不应以模仿作为评价作品优劣的主要标准：“诗人拥有自己的世界，与经验相比，持续的想象作用更大。”诗展现的并非是历史或哲学意义上的真实，而是“诗性真实”，因而诗人的创造性想象可以游离于自然律之外。(11)在他看来，诗在本质上是表现的，而非模仿的。爱德华·杨在《原创作品猜想》中运用有机体的概念，隐喻天才是自发长成，而非靠模仿而成，(12)这比柯勒律治的观点早了半世纪。另一方面，模仿论亦有强有力的支持者。约翰逊没有全然否定想象力的意义，他认为“想象力这个无法无天的无业游民，不受束缚，对克制表现得不耐烦，它使逻辑学家受挫，混淆边界，打破现实的封闭……每个天才的出现都会带来一些革新”(Rambler 125)，然而，它缺乏外部世界的扎实根基，因而不足以构成批评的第一要则。他也赞美莎士比亚，却是基于诗人“给读者立起一面忠实反映习俗和生活的镜子”。(13)以约翰逊为代表的主流批评者们坚持的是“忠实反映生活”的文学评判尺度。 有趣的是，尽管在创作理念上表现派和模仿派观念迥异，批评家们都不讳言“自然真实”的重要性。休谟在《论写作的简洁与雅致》中写道，“单单令人惊讶的作品，如果不够自然，不会给人带来持久的愉快。画吐火兽，并非是抄袭或模拟。”(14)也就是说，对文学创作而言，仅有想象或仅仅是模拟都是不够的，只有创造性地运用想象，将其与自然真实感融为一体，才能带给读者好的审美感受。休谟推崇荷马，认为他“摹写真正自然的习俗，无论这一习俗如何粗俗或未开化，总会形成赏心悦目的有趣图景”。(15)重要的不是描写的题材是否超出通常意义的现实的阈限，而是写作者能否完美地驾驭想象，令读者产生仿佛身临其境的拟真效果。这与沃波尔阐述的创作理念在意旨上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尽管在18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场中现实主义主张的模仿占据了主导，然而，反者道之动，对理性思维的霸权的反动和对恪守常规的文学创作模式的叛逆触发了想象话语与传奇在世纪中期的回流。60年代成为英国小说创作的分水岭，“传奇被重新定位成表达想象性经验的文学方式。”(16)“……小说的语境远离了社会现实主义的诉求，仿佛想象的过度发展来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暂时性过量，人们无法在熟知的、被广为接受的日常生活的点滴描写中找到阅读乐趣。”(17)沃波尔的新式传奇/小说的理念正是产生于这种创作氛围与接受氛围发生变化的转折处，是呈上升趋势的想象话语和传奇与自然真实摹写生活的诉求共同作用与协商的结果。 《城堡》属于想象的文学，它打破自然律的限制，把一个中世纪的想象空间呈现给读者，开启了小说“想象社会学的新阶段”。(18)尽管再版后出现了一些关于第二版序言的批评，认为它破坏了第一版的拟真效果，然而短期内小说被售空，之后又多次重印，印证了它受欢迎的程度。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沃波尔把超自然的事件表现得真实可信。然而，仔细审视，就会发现，这种自然真实的效果的获得并非完全归结为艺术上的造诣，与小说的意识形态潜话语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小说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迎合了读者对野蛮愚昧的中世纪的心理预期。故事的序言和正文利用叙述者的视角和声音，巧妙地、潜移默化地对阅读进行引导或干预。文本始终存在两个视域：一是故事层面的中世纪人物的视域；二是话语层即叙述者的当下视域，它与读者的视域基本吻合。两者交集，故事里的人物和这个空间发生的一切成为后者审视、评价和回应的景观。这在第一版序言中体现得尤为明确：叙述者马歇尔称，读者将置身于“有趣的激情的持续交替之中”，不由自主产生恐惧和怜悯心。引文呈现了两种视域各自的位置和属性：“有趣的”一词的使用充分拉开启蒙读者与审视对象的距离，把“激情”这一来自异空间的异质物转化为一种可供娱乐、可消费的奇异景观。这样一来，中世纪的故事时空就被作为外来观察者、评判者的启蒙理性宰制了，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油然而生。 序言预示故事将奉献一道激情的景观，它将受制于理性视域的钳制。在简要交代了奥特兰托城堡之主曼弗雷德之子在婚礼当天被来历不明、从天而降的巨盔活活压死和堡主的失常反应之后，激情与理性二元对立的机制明晰起来。特别是在第一章，文本或是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讲述(如“当激情没有蒙蔽理性时，他(曼弗雷德)的美德还会浮现”、“头脑的狂暴”)，或是通过人物的对话(“这悲惨的一天让你神智错乱了”)，或是通过人物的意识或心理活动(如玛蒂尔达眼中“头脑错乱”的父亲形象、伊莎贝拉的意识折射的曼弗雷德的“狂躁激情”等)，建构起一个受权欲蛊惑、利令智昏的君主形象。其他人物也并非能够远离激情这一强烈情感的作用。第四章是继第一章之后“激情”(passion)、“精神错乱”(delirium，disorder)、“理性”(reason)等字眼高频出现的一章。伊莎贝拉之父、维琴察侯爵弗雷德里克垂涎玛蒂尔达的美貌，不顾女儿的幸福，意欲应允曼弗雷德换亲的提议；甚至在神启之后，他也无法摆脱情欲的控制，“深受忏悔和欲望纠结之苦”(100页)。神父杰罗姆与爱子失散多年后重逢，父子相聚的狂喜和对爱子人身安全的忧虑使他丧失了应有的态度和立场，原本义正言辞地指责曼弗雷德休妻再娶的他对后者的谎言沉默不语。在序言里，沃波尔表明小说并非旨在道德教诲，然而，它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高频词汇交叠与汇聚形成的回声场，令读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当人物受制于激烈的情感时，理性就远离了，反之亦然。这一潜话语在曼弗雷德之妻海波丽塔的一再恳求中(“让你的灵魂复位，掌控你的理性”)几乎固化下来。也就是说，《城堡》的故事建构在激情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之上，受叙述者指引的作者的读者自然而然地把前者与中世纪的黑暗和狂暴政治关联起来，这样一来，异时空的传奇始终落在启蒙理性的钳制之下。远距离的投射使故事的恐怖感转化为美感的同时，也令它的当代读者产生一种文化上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与满足感。 在对哥特废墟仿建热的研究中，斯图亚特得出以下结论：通过对哥特废墟这一中世纪的文化符号进行重构，使它成为一道不光彩的历史景观的化身，废墟仿建热实则凸显了18世纪理性主义的胜利。(19)《奥特兰托城堡》也是这样一个文化符号。它产生于世纪中期英国文化界对理性思维的钳制和对现实主义循规蹈矩的不满，应和了想象与传奇回归的潮流，如司各特所言，将哥特从先前“与真正的趣味相左的不良声誉中解救出来”。同时，叙述模式的处理，又在无形之中发挥了引导和干预阅读的作用，促使读者认同启蒙秩序，达成了遏制哥特因素的悖论效果。因而，它对哥特的弘扬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挪用和再想象。18世纪中后期，出现在英国文学、建筑、绘画、园林景观等多个领域里的哥特复兴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这一意义上，《城堡》预示了哥特复兴的实质与走向，并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