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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奥特兰托城堡》的两版序言入手，剖析它们看似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下的内在连贯性，这种似非而是的手法暗合作者沃波尔的创作意图，即开创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被主流文学传统排斥在外的超自然素材容纳进小说的疆域之内。本文把沃波尔反复强调的两个核心的创作理念——“创造性想象”和“自然真实”——置放在想象话语与传奇复苏的18世纪中期英国文化语境中，认为《城堡》应和了这种潮流，实现了两者的融合，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看似自然真实的艺术效果与小说的意识形态潜话语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 键 词：想象力/哥特/模仿/真实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邵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贺拉斯·沃波尔是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名士，他出身显赫，其父是纵横英国政坛多年、曾担任首相一职20余年的罗伯特·沃波尔。贺拉斯热衷收藏，特别是中世纪哥特风的物品，对此的痴迷产生了两个颇具影响力的结果：一是哥特庄园的典范——草莓山——的修建，引来参观者和敬仰者无数；二是小说《奥特兰托城堡》的问世，该作品被认为是哥特小说的开山之作。虽然未像其父那样在政坛大展身手，沃波尔与英国政坛常年保持了联系，其长篇巨幅回忆录被公认为研究18世纪英国政治与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文本之一。《奥特兰托城堡》(下简称《城堡》)自出版以来，赞誉不断。司各特称赞它语言纯净，叙事简洁，人物塑造自然合理，呈现的事件有趣又连贯，悲剧性的结尾令人动容，认为它那“恐惧和怜悯的激情”足以令作者获誉。①此后对这本小说的研究大多延续了把它与哥特小说的传统联系起来的路径，出现了一些较为引人瞩目的研究思路和成果，如有学者指出它与《帕梅拉》、《克拉丽莎》在主题上的相似性，认为小说的异域风情是建立在对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系列想象性改造上。②也有评论认为，借这部小说沃波尔抨击了18世纪政客滥用中世纪文本谋取政治利益的不道德现象。③本文从《奥特兰托城堡》的两版序言入手，剖析它们看似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下的内在连贯性，这种似非而是的手法暗合作者沃波尔的创作意图，即开创一种新的写作方式，用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把被当时主流文学传统排斥在外的超自然素材容纳进小说的疆域之内。本文把沃波尔反复强调的两个核心创作理念——“创造性想象”和“自然真实”——置放在想象话语与传奇复苏的18世纪中期英国文化语境中来讨论，认为《城堡》应和了这种潮流，实现了两者的融合，给读者带来愉悦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看似自然真实的艺术效果与小说的意识形态潜话语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堡》投射了启蒙理性对中世纪的想象，通过拉开读者与故事的时空距离，将其表征为政治和文化上的愚昧黑暗，小说在使读者消费哥特想象的美感之余，达成对哥特因素的观照与遏制。 1757年，沃波尔创办草莓山出版社，出版好友托马斯·格雷等人的诗集和其他一些在他看来具有保留价值的作品。《城堡》完稿后，却未交付自家出版社，而是由伦敦一家出版社于1764年的圣诞前夜出版了五百本。沃波尔对外隐瞒了该书的作者身份。这一版的序言借英译本译者的口吻，对小说的来龙去脉做了交代。译者威廉·马歇尔以严肃诚挚的语气称，作品发现于英国北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古老家族的藏书中，用意大利语写成，1529年在那不勒斯付梓成书。根据描述的事件推算，故事大约设置在1095-1243年之间的某个时间。译者又从作品雅致的语言、作者的狂热以及仆役的姓名等细节，推断它在西班牙语的姓名广为普及之后写成。译者甚至不辞劳苦地对作者的身份进行了揣测：“其时文学盛行，驱散了改革派们憎恶的迷信帝国的肆虐。不无可能，某个狡猾的牧师决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利用写作令大众对他们长期浸染其中的错误与迷信深信不疑。”④显然，这一版的序言效仿了18世纪比较流行的写作策略，即作者隐身，借助某个代言人营造一种“真实的”镜像。然而，不同于笛福、理查森等人的小说，《城堡》与传奇割舍不断的渊源却为这种“真实性”罩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正像译者所言，它是一个“奇事、幻像、巫术、梦和其他超自然事件从传奇中大量溢出”的故事，因此，尽管沃波尔的代言人马歇尔有心效仿他人之法营造一种拟真感，叙述也堪称理性和严谨，然而细究下来，不难发现他的结论几乎全部产生于推测，缺少确凿有力的证据或现实主义小说叙述者那种或多或少的在场性。也恰恰是这种似是而非、令人质疑的对“真实”的策略选择折射了沃波尔尝试把这部小说和现实主义路径联系起来的意图，以及他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他试图模拟当时流行的外围叙述策略，为故事披上一层“真实”的外衣；另一方面，故事类别的不同产生的落差又难免令它的真实性被质疑，现实主义小说的拟真效果似乎与这个故事的本性格格不入。 沃波尔对这种窘境有充分的认识，马歇尔并未舍弃对“真”的诉求。他从故事反映的年代入手，指出中世纪的社会状况如此，人们普遍迷信，相信奇事的存在；作者本人即使对此并不赞同，也要履行一个写作者的职责，忠实地记录和反映当时的社会习俗。译者的辩解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它邀请启蒙视野下的读者对未开化的、愚昧的中世纪进行想象，引导他们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在另一个时空，故事里的人物可能确实存在，小说的事件虽然有悖常理和自然律，却并不违背文学创作模仿生活的观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诗歌解释为对人类活动的模仿(mimesis)，即再现。16至18世纪，模仿是文学评论(主要是诗歌批评)的关键术语。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发展至18世纪中期，虽然异彩纷呈，主流仍以现实主义为风向标。笛福的作品如此，理查森的亦然，“在此唯一的艺术原则是记录片般的可靠性”。⑤显然，《城堡》的序言对模仿的引入有文学语境的考量。因而，译者在之后的作品评述中，强调人物的言行切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和场景，行文无浮夸的修辞、离题或不必要的描写，所呈现的事件均与灾难性的结尾有直接关联，等等。总之，“作品人物刻画精彩，基本符合戏剧规则”。也就是说，题材虽然充斥奇异的、背离常规的想象，表现手法却是现实主义的，效果是拟真的。译者还特意突出了作品对读者的情感产生的巨大影响：作者的有力武器是“恐惧”，它和“怜悯”交相辉映，读者被牢牢吸附在“有趣的激情的持续交替之中”(18页)，令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情感的观点。一言以蔽之，第一版序言的叙述策略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前置作品“反映社会习俗”的特性和对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挪用，拉近它与现实主义的真实诉求的距离。这种迂回的、遮蔽的方式隐含了作者把两种当时看来完全不同的文学模式关联起来的愿望，在貌似不可能中隐晦曲折地建构了某种可能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