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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在特里林看来，自由主义者既要放弃30、40年代左倾的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狂热，也要反对战后出现的右倾冷战思维，他们只能坚持一种新自由主义，即修正后的自由主义。那么战后美国社会出现了哪些显著变化促使了这种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呢？特里林认为自由主义是美国占主导的思想传统。但从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到20世纪初，以“进步”为特征的工业化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经济危机频发，贫富差距悬殊，阶级矛盾日益突出。此时出现的“进步主义”运动是为了控制垄断，对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进行干预，这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次修正，其代表是西奥多·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和威尔逊的“新自由”。“新国家主义”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新自由”则试图恢复自由竞争，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抑制垄断，促进公平，这为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奠定了基础。“新政”是新的社会变化所导致的对自由主义的重大修正，标志着美国从古典自由主义进入现代自由主义。 “新政”不仅使美国安全度过了经济危机，也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使美国战后经济繁荣。经济的繁荣也使美国文化充满活力，不少著名欧洲知识分子纷纷来到美国。经济的繁荣使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迅速提高，他们在高校教书之余可以安心著书立说，或在政府部门担任智囊。也是这个时候，纽约知识分子开始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在政治方面，战后美国国内的和平时期有利于知识分子对左倾激进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反思。但是，战后国际形势并不太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盟友变成争霸世界的对手，冷战取代了热战，给世界带来了新的战争威胁和紧张气氛。在美国国内，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和麦卡锡主义掀起反共主义高潮，名单事件、指控诽谤、调查迫害等反共活动刺激着美国知识分子的神经，仿佛莫斯科审判的历史将会在美国重演，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观遭到严重挑战。面对战后美国社会的新变化，知识分子何去何从成为重要议题：是走左倾激进主义的老路，还是跟随抬头的右倾保守主义，或者还是走非党派的中间路线？《党派评论》在1952年发起的“吾国与吾国文化研讨会”(16)正是要解决这个路线问题。与拉夫和欧文·豪继续坚持激进路线不同，特里林走的是均衡的中间路线，即以了解保守主义为动力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修正，以文学批评干预社会生活，以文化政治取代激进政治。 战后的纽约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要想取代不合适的自由主义，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必须要建立起来。一是打铁需要自身硬，足以抵御传统自由主义常常暴露的自身弱点；二要能够经受得住极权主义的激进分子和歇斯底里的反动分子发起的攻击”(Prodigal：180)。这也是特里林在《反抗的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中所要解决的问题。传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乐观，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他们想在激情的“革命岁月”和多灾的“战乱年代”中“独善其身”，被不少激进主义者斥为“过于幼稚”。特里林还敏锐地发现自由主义自身的“悖论”会造成人的理性的简单化和机械化。不少自由主义者陷入了“观念政治”的狂热。特里林指出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人的理性光环之下存在着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的恶。他从历史的教训得出结论，无论是左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无助于解决美国现实问题，意识形态的神话只能导致极权主义，“修正需要替代革命成为时代精神”(Prodigal：184)。美国知识分子只能走均衡的非党派路线，建立新的自由主义是唯一的出路。 战后美国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使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从批判走向接受。虽然仍有拉夫等人将妥协顺从美国的态度斥为“美国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化”，但是不少人已放弃以前的激进主义政治，转向了重新界定的自由主义。他们立足于现实，以自己渊博的知识特长分析美国社会问题。由此，社会科学取代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美国开始兴盛。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开始考虑如何将这些致力于拓展人对自身认识的研究发展成为一种应对自由社会出现的问题的解决之策(Prodigal：185)。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之一是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说：“摆在美国和世界面前的问题是坚决抵制在‘左派’和‘右派’之间进行意识形态争论的古老观念，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理由存在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对他而言，“通向天国城市的梯子不再是一个‘信仰之梯’(a ‘faith ladder’)，而是经验之梯”(Prodigal：187)，因此他信奉“今天属于活着的人”。(17)贝尔在1949年1月25日《新领导者》发表的评论《一九八四》的文章贯彻了这种思想。他说：“当我们可能总是在探求最终结果的时候，我们却是活在这里和当下。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经验的判断(empirical judgments)，它们能够对一个行动的后果作出肯定的回答。”(18)《意识形态的终结》就是一部以社会学理论来分析当代美国社会的论著，贝尔还称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19)。特里林的《反抗的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思想背景下产生。 如果说贝尔论证走自由主义之路的理论基础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具体操作之法是社会学的话，特里林的理论基础则是自由主义的“想象”——文学的想象，他的具体方法是文学批评。正如贝尔利用奥威尔表达了他“活在这里和当下”、“在矛盾中生活”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特里林则利用奥威尔来强调“有德性”的自由主义品质和“真相的政治”中真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这是特里林所定义的新自由主义的核心。(20)只有“有德性的人”才能追求“真相的政治”，奥威尔就是这样的人。这不仅是特里林想向美国自由主义者(包括他的学生)传递的重要信息，也是他对自己思想道路的历史抉择。 ①“纽约知识分子”又称“纽约文人圈”，大致分为老、中、青三代。第一代在1900-1910年出生，主要有菜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拉夫(Philip Rahv)、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胡克(Sidney Hook)、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等；第二代在1915-1925年出生，主要有欧文·豪(Irving Howe)、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卡赞(Alfred Kazin)等；第三代则更为年轻，主要有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和桑塔格(Susan Sontag)等。纽约知识分子对美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经历了从激进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历程。在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中，奥威尔的影响不可低估，大多数纽约知识分子都著有重要的奥威尔批评文本。除特里林将奥威尔当作应该效仿的榜样外，豪也把他视为“知识分子的英雄”，波德霍雷茨则把他称为“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和先驱”。纽约知识分子团体是推动奥威尔在美国经典化的重要力量。 ②威廉斯认为该文“标志着奥威尔文学声望的形成”(Raymond Williams,ed.,George Orwell: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Inc.,1974,p.6)。特里林还在1949年6月18日《纽约客》发表对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书评，他认为小说并非完全是攻击苏联共产主义，而是警告一种纯粹以权力为中心的统治制度对人的自由造成了最大的威胁。奥威尔作为批评者也对已沦为教条的激进思想进行了批评(see Jeffrey Meyers and Valerie Meyers,George Orwell: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New York & London:Garland Publishing,Inc.,1977,p.111)。另外，与纽约知识分子关系紧密的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也是奥威尔在美国经典化的积极推动者，他在《纽约客》系列书评中称其为“最有才能、最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具有良好意志的人”和当代文化研究“唯一的大家”。 ③奥威尔这部长篇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揭露西班牙内战真相。新婚不久的奥威尔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五个月后奔赴西班牙前线。实属偶然，他参加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而不是共产党组织。共产党的方针是先打败佛朗哥的法西斯军队再进行革命，而马党则认为先建立革命政府才能打败弗朗哥。奥威尔支持共产党的策略，想参加共产党控制的国际纵队，但是他对政治内部争斗毫无兴趣和准备，因为他来西班牙参战的目的只是为了打败法西斯。然而，苏联的大清洗波及西班牙，受苏共支持的政府军开始对持有不同政见的马党及其他组织进行镇压，不少和他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马党成员被当作托派分子和叛徒而受到清洗。奥威尔在一次战斗中喉咙被子弹击中差点丧命，但是真正让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是清洗运动，他最后九死一生逃到法国边境。奥威尔回到英国后发现当地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惊天谎言，莫须有地攻击马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同谋。奥威尔的西班牙经历是他继缅甸经历之后第二次人生重大转折，从此他写作的政治目的是“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和诺姆·乔姆斯基等都曾赞扬奥威尔在这部记录西班牙内战的长篇报道中具有揭穿谎言、说出真相的勇气。 ④Lionel Trilling,The Opposing Self:Nine Essays in Criticis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5,p.154,p.155,p.157.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Jeffrey Meyers,George Orwell:G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1975,p.294. ⑥See Richard Crossman,ed.,The God That Failed,New Yorker:Bantam Books,Inc.,1959.《失败的“上帝”》主要讲述柯斯勒(Arthur Koestler)、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路易斯·费希尔(Luis Fischer)和斯蒂芬·斯彭德这六位前共产党作家从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到最后脱党的心路历程。 ⑦Lionel Trilling,The Liberal Imagination: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New York:New York Review Books,2008,"preface",p.xvii.后文出自同一文章的引文，将随文标出"prefac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⑧奥威尔所说的“共同规范”核心原则是：“只要每个普通人行为得体，世界就会变得公平美好。”(George Orwell,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vol.12,London:Secker & Warburg,1998,p.23) ⑨Ihab Hassan,"Quest for the Subject:The Self in Literature",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vol.29,No.3(Autumn,1988),p.420. ⑩奥威尔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一文提出其创作目的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既要揭露政治谎言，又要把写作当作是审美活动(George Orwell,The Complete Works of Gorge Orwell,vol.18,p.319)。 (11)Irving Howe,Orwell's Nineteen Eighty-four:Text,Sources,Criticism,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Inc.,1963,p.217. (12)奥威尔是西方不同政治派别“争夺”的对象，正如波德霍雷茨所说，“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作家争夺到自方阵营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会给我们的政治立场带来自信、权威和力量”(see Norman Podhoretz,The Bloody Crossroads:Wher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Meet,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6,p.51)，因此，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对奥威尔的政治利用主要表达的是自身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诉求。 (13)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是现状最忠实的支持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现状，而是因为他们相信现状是此时此刻所能达成的最好状态。反动主义者(reactionary)主张倒退变革，支持将社会带回先前的状态甚至是先前的价值体系。 (14)帕林顿(Vernon Louis Parrington，1871-1929)为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创始人之一，他对美国历史的进步主义阐释在20世纪20-40年代具有重要的影响力。1908年，帕林顿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思想开始左倾。 (15)Neil Jumonville,e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07,p.170.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党派评论》编委会提出研讨的问题是：1.美国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对美国及其机构的态度？2.是不是美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一定要去适应大众文化？如果是一定的话，那么将以什么形式去适应？或者说，你是否相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使文化拉平与大众文化一致(a leveling of culture to a mass culture)，并让这种大众文化凌驾于西方文明传统的思想和美学价值之上？3.当艺术家不能再依靠欧洲作为文化的榜样和活力的源泉时，他们可以从美国生活的什么地方找到力量、更新和认知的基础？4.如果重新发现和认同美国势在必行，那么批判的异议传统(tradition of critical non-conformism)——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梭罗和梅尔维尔并在美国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能够一直保持强劲的势头吗？(see Alexander Bloom,Prodigal Sons: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 Their World,New York:Oxford UP,1986,p.199.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这些问题是针对美国战后出现的新变化提出的。拉夫的文章《美国战后的知识分子》(American Intellectuals in the Postwar Situation)即是按照以上问题进行回答，强调知识分子在地位和环境发生变化后不能安于现状、缺乏危机意识，而应该自始至终保持批判和创新精神。 (17)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7页。 (18)Jeffrey Meyers,George Orwell:Critical Heritage,p.265.贝尔提供的具体建议是：第一，既要承认没有固定的答案，也不要过激地怀疑任何答案；第二，认识到人类境况是有限的；第三，任何社会行为都应该受到实证的检验(be tested pragmatically)。他在评论的最后说道：“一个人只能有意识地或有自我意识地生活在长期存在的双重意象之中，如介入与隔离、忠诚与质疑、爱与批判地赞同等，没有它们，我们就会迷失。最好的情况是，我们能在矛盾中生活(At best we can live in paradox)。”(Jeffrey Meyers,George Orwell:Critical Heritage,p.266) (19)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1页。 (20)英国新左派威廉斯对特里林这篇评论发表了看法，并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并没有像《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那样广为流传有一种怀疑，即“奥威尔的讲述真相是在多大程度上被官方文化收编用来反对革命社会主义”。例如，特里林在评论中对后期巴塞罗那幻灭的讲述就要多于早期充满革命精神的巴塞罗那(see Raymond Williams,ed.,George Orwell: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p.6)，这典型地反映了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对奥威尔的政治利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