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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抗的自我 特里林在《反抗的自我》中指出批评文集的主题是“自我的观念”(idea of the self)。自我是人类自我反省的行为，在哲学中也有主体、意识、身份等衍生概念，不同时期对此有着不同的阐述。自我与文学关系紧密，也与社会关系紧密，文学是联系自我与社会的纽带。哈桑说：“文学是自我的文学，是栖息在世界中的自我的文学，是自我与世界被写成文字的文学。”⑨特里林对“自我”和“现代自我”进行了分析。他在文集序言中提到“自我对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进行着强烈而又反抗的想象”，而文化“不仅是指一个民族关于知识和想象的杰作，而且也包括他们一些假想和未成形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的习惯、行为和迷信”。那么，“现代自我”的特征是“[他]具有表达某种榜怒感受的力量，能够对准文化的潜意识部分，并使其成为有意识的思想”(Opposing：X)。特里林这里所分析的“现代自我”和《自由主义的想象》所说的“文化的政治”是一致的，他认为“现代自我”可以感受到文化之下的不文明因素，通过与之对抗，使其成为公众意识，而文学则是表现“反抗自我”的舞台，可以承担拯救文化的使命。特里林引用阿诺德的“文学就是对生活的批评”，目的也在于此。 特里林用“囚笼”意象来形容“现代自我”的处境。在现代社会，“囚笼”不只来自社会的外力，更来自个体对强制力的默认，这种强制力让“囚犯”不得不给自己签署“秘密逮捕令”(lettere de cachet)。家庭、职业、体面、信仰和责任甚至语言本身都是这样的“囚笼”，“‘现代自我’如何看待、指明和谴责他的压迫者将决定自身的本质和命运”(Opposing：x-xi)。奥威尔的作品也突出表现了“现代自我”身处“囚笼”的困境，比如《巴黎伦敦落魄记》中所谓“流浪汉是可怕的魔鬼”、《缅甸岁月》中的“上等白人条例”、《牧师的女儿》中的“宗教清规”、《让叶兰继续飞扬》中的“金钱崇拜”、《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的“工人阶级身上有味道”、《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的“马党与法西斯主义勾结”、《上来透口气》中的“日常生活的琐碎”、《动物庄园》中的“苏联神话”以及《一九八四》中的“英社”和“新话”。这些“谎言”充斥在社会生活当中，构成强大的话语网络体系，如同“禁忌”桎梏着“现代自我”的思想，“现代自我”反抗着这些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囚笼”，但多以失败告终。但是，奥威尔运用反讽策略揭示了“现代自我”的困境，将对“囚笼”的“无意识”认识以“像窗户玻璃一样透明的”语言转换成“公众意识”，以警示世人。奥威尔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揭露这些“谎言”⑩，与这些“现代文化”的“囚笼”现象对抗。因此，特里林所说的“真相的政治”就是依靠文学中的“现代自我”去揭露“谎言”，与“囚笼”的压迫者进行对抗的文化政治。奥威尔以其“德性”品质和“反抗”的作品拯救现代文化，这就是特里林号召知识分子效仿他的原因。当然，对特里林而言，“文化的政治”是对30年代“激进的政治”的扬弃，他也在为战后的知识分子指明思想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