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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由主义的想象 欧文·豪明确地指出特里林以上评论的受众是“自由主义者”，他把奥威尔当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效仿的坚毅和真诚的榜样”。同时，豪认为特里林在50年代特别关注“美国自由主义者在对待左右两派的极权主义上应该持有什么样的道德和政治立场时所面临的问题”(11)。另外，特里林还特别提到他在答应出版商为《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写序时碰巧与他的一位研究生讨论奥威尔，这位研究生与他不约而同地认为“奥威尔是一位有德性的人”。这些证据以及特里林批评文本中的诸多细节表明，特里林以一种公认的文学批评家权威身份告诫战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年轻一代应该效仿奥威尔这样“有德性的人”，摆脱“观念的政治”，追求“真相的政治”。特里林这种告诫实质上是想说明自由主义者应该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修正，确立新的自由主义方向。他的重要著作《自由主义的想象》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写的。(12) 特里林指出《自由主义的想象》的主题是“自由主义观念”，特别是这些观念与文学的关系(“preface”：xv)。前面讲到《反抗的自我》主题是“自我观念”，探讨的是文学中具有反抗意识的“现代自我”，文学是“现代自我”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纽带。因此，文学把“自由主义”、反抗的“现代自我”和社会与文化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有理由推测文学将在特里林所说“自由主义的想象”中发挥重要作用，如同奥威尔一样，通过“反抗的自我”的文学想象来改造社会和文化。特里林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在美国这个时期，自由主义不仅占主导地位，而且也是唯一的思想传统。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现在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得到传播。”(“preface”：xv)(13)结合这一判断的上下文语境，特里林的暗含之意是说，当今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虽然还没有形成观念气候，但是具有很强大的思想暗流，认为其“观念破产”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要防止坠入“保守和反动”的暗流，始终坚持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是美国唯一的思想传统。这里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当下的思想困境问题，而特里林提出自由主义应该根据时代和自身的需要而被修正。 首先，自由主义者应该明确自由主义的总体趋势是正确的，但其个别表达却可能有错误，因此可以通过加深对对手(如保守主义和反动主义)的了解，知彼而知己，才能给己方施加思想压力，产生修正自身的动力。对此特里林特举自由主义的奠基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为例予以说明。密尔认为应该对保守主义者柯勒律治的思想加以了解，因为“像柯勒律治这样的对手施加思想压力可以使自由主义者反省自身立场的弱点和自满”(“preface”：xvi)。 第二，既然情感和观念是相互影响的，那么文学与政治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前面讲到“文化的政治”是关注人类的生活质量，自由主义原则与此是一致的，因此自由主义者应该以文学想象的方式介入政治。特里林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凡是有创见的文学批评家和作家都把他们批判的激情投入到政治，比如文学中的“反抗的自我”便是典型。他还指出密尔重视柯勒律治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诗人身份。密尔认为诗人之见“可以修正自由主义总是以一种他称为‘散文’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错误，提醒自由主义者应该感受到多样性和可能性”，而且这种修正“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必须的”(“preface”：xix)。特里林对密尔的上述阐释意在告诉自由主义者应该走文学想象和批判之路，因为文学是必然性和或然性的统一，文学可以认识到个人和社会存在的本质，也可以把握现实中的复杂性和偶然性。这与纯粹的抽象观念截然不同，抽象的现实是单一的，真实的现实是多样的，文学中的“反抗的自我”揭示的是无意识的“囚笼”，是“真实中的真实”。文学无疑是自由主义、“现代自我”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平台。 第三，自由主义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悖论：自由主义关注情感，人的幸福是其中心议题，但在以自由的方式去实现这些情感时又往往会排斥情感。当今自由主义也存在这个悖论：当它在朝扩大化、自由和人生的理性方向想象时，它就会排斥情感的想象；当它对思维能力越有信心时，它就越会使思维机械化。这就是说，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理性主义的，对人的前途是乐观的，在以进步观念实现最大自由的时候往往会与情感产生矛盾。这是理智与情感的矛盾。特里林主张以一种均衡的批判精神来对待这个矛盾，对待自由主义想象： 当我们以一种批判的精神来分析自由主义时，如果我们没有考虑其朝组织化发展的冲动是必须的，也是有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批判是不完整的；但是，我们同样必须理解组织意味着团体、机构、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那些能在团体中保留下来的观念以及那些能传递到机构、部门和技术专业人员的观念通常都是某种类型的，具有某种简单性。这些观念要能保留的话通常会失去一些整体(largeness)、调节(modulation)和复杂性。偶然、可能性以及那些有可能使规律走向终结的例外等所带来的鲜活感受并不能与组织化的冲动协调一致。因此当我们以批判精神看待自由主义时，我们要考虑到在我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最重要想象与它现在特定的显现是存在差异的。(“preface”：xx-xxi) 特里林所说的“自由主义的想象”中的“想象”一词有一语双关之意，既表示对自由主义的设想和看法，也突出“想象”在以“理性”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中的重要反拨作用。“自由主义的最重要想象”，即多样性和可能性，也暗示文学可以抵达真正的自由主义。因此，特里林在序言的最后强调了文学在自由主义想象中的重要作用： 批判的任务就是提醒自由主义最为本质的想象是它自身的多样性和可能性，这就是要使其意识到复杂性和困难性。在对自由主义想象进行批评时，文学具有独特的关联性(unique relevance)。这不仅是因为许多现代主义文学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向政治，更重要的是因为文学是最完整、最准确地记录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和困难性的人类活动。(“preface”：xxi) 特里林通过分析自由主义的外在动力、内在悖论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强调了文学与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完全吻合，自由主义者可以投身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来达到改造社会和文化的目的，这一“文化政治”策略既不偏激，又不保守，理智与情感均衡协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有可为。特里林均衡的文化发展观是对自由主义的修正，与他在奥威尔批评中提出的“真相的政治”精神实质是一样的。特里林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将奥威尔“真相的政治”中激进的政治介入成分去掉，将之改造成一种“文化政治”，成为修正自由主义的有力工具。 《自由主义的想象》收录特里林在30、40年代所写的16篇文学评论，后依“自由主义观念”主题进行了统一修改。这些评论是他阐发文学(包括文学批评)在修正自由主义想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典范和实践，尤以其中一篇《美国的现实》最为重要。该文的批评对象是自由主义进步论的代表帕林顿(14)，其代表作《美国思想的主流》是一部以经济和社会决定论介绍美国自殖民时期以来作家的“教科书”，被几代人尊奉为美国思想文化的“标准和指导”而占据中心地位。帕林顿在书中试图说明“美国长期存在的信念是现实和观念的二元对立，但一个人必须加入现实这一方”(15)。然而，特里林毫不留情地指出，帕林顿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对现实的态度。在帕林顿眼中，现实是唯一的、可靠的且只是外部的，因此作家应该像一面透明的镜子将现实记录在案，这样他就把想象力和创造力当作民主的天敌。比如，霍桑的作品以探索人的内心阴暗面为主，而帕林顿认为这于实现民主毫无益处，与美国现实严重脱离。特里林针锋相对地说： 阴暗面也是现实的一部分……霍桑在完美地处理现实，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一个能够对自然和道德完美提出种种精彩而又严肃质疑的人，一个能够与“美国现实”保持距离的人，一个能够在异议的正统中保持着异议(dissent from the orthodoxies of dissent)并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道德狂热本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在处理真正的现实。(New：169) 特里林受到弗洛伊德很大影响，比如他关于“自我”和“无意识”的观点，这里的“阴暗面”也是如此。帕林顿推崇的美国现实是以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为评判标准，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在异议的正统中保持着异议”、“告诉我们道德狂热的本质”无疑也是奥威尔的写照，他正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异议传统。“道德狂热的本质”是与奥威尔“真相的政治”相对的“观念的政治”。30年代许多左派自由主义者都陷入这种“道德狂热”。 特里林还把矛头指向该书标题“主流”一词的错误。他说：“文化不只是一条主流，甚至也不是合流。其存在的形式是斗争或者至少是辩论——如果不是辩证则什么都不是。”(New：169)特里林曾在《反抗的自我》中详细分析到黑格尔，特别是他的“异化”理论。这里他以正题-反题-合题的动态逻辑来分析文化不是一家独大，也不是思想相安无事的交汇，而是一种思想与其针锋相对的思想进行论辩，促进自身的完善。这种斗争不是暴力的镇压，而是智力的交锋。他进一步阐述道： 在任何文化都会有某些艺术家充满了辩证思想，他们表达的意思和力量就存在于矛盾之中。可以说他们触及的正是文化的实质，其标志是他们不会顺从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团体或者趋势。正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环境，一种需要经常作出解释的环境，使得多得出奇的19世纪著名作家成为他们时代辩证的宝库，他们对其文化既有肯定又有否定，他们因此能够预言未来。(New：169) 阿诺德认为民主文化的健康平稳发展需要最优秀思想的发现和保留，而文学及其对生活的批评是发掘闪光思想、鉴定良莠的最佳工具。特里林深受阿诺德的影响，主张文化的均衡发展，对文化需要辩证地看待，而非陷入某种“意识形态”狂热。在这个问题上，特里林特意将西奥多·德莱塞和亨利·詹姆斯进行对照，指出自由主义者对前者是“教条般的沉迷”，而对后者则很苛刻。两者的对照会“立即让我们处在文学与政治相遇的黑暗而又血雨腥风的交叉路口”(New：170)。在帕林顿描述的美国人思维里，德莱塞关注工人阶级，是现实和进步的；詹姆斯关注人的内心，讲究小说叙事技巧，但却不实用。德莱塞是美国20、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受到美国共产党的推崇，而以拉夫为代表的纽约知识分子推崇的是像詹姆斯这样的现代主义文学。文学是政治的宣传工具还是具有自足性，这是战前纽约知识分子在其主办的刊物《党派评论》与听从斯大林指令的美国共产党展开的重要争论。特里林通过这篇文学评论对帕林顿与德莱塞的批评旨在告诫战后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历史，认识到现实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倡导利用文学批评唤醒公众意识，改变社会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