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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别格：空间意识形态生产的寄居者 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生产的“洞穴体验”以具体的和抽象的方式在别格身上延续。小说伊始的那只老鼠极具象征意味，因为别格的命便是鼠命：住在洞穴，“越界”只有死亡。 别格一家四口住在城南八平方米的斗室。其间摆着两张床，一张睡着他和弟弟，一张睡着妈妈和妹妹，几乎没有多余的过道。别格“代表着千万憎恨自己家园的土生子”(Olympia 2005：61-80)。对这个家，他充满了厌恶。确切地说，在别格眼里，这不是家，因为“家园是这一地方：我们怀着爱念叨它，在那里扎下根，在那里收藏爱，乃至每一次说起它的时候，都是以情人絮语的方式，用寄托着乡愁的歌，用充满着欲望的诗”(巴什拉2009：61)。都市的家宅是“无根的家宅”，那些如同层层叠叠的盒子似的房子就仿佛一个“惯常的洞穴”(同上：27)。 同时，别格在心理上经历着“洞穴体验”。走出家，别格看见那张巨大的巴克利广告牌，“画上一张白人的严峻的脸，一只手高高举起，食指指向街上每一个过往行人。招贴画是那种常见的脸，只要你去看它，它就直勾勾地看你，你一路走着，只要回过头去看它，它仍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直到你走远了，望不见了……招贴画的上方写着红色大字：违法的人不会赢”(14)。这段广告牌的描写不仅让人疑惑：为何这张广告画以如此醒目的方式矗立在黑人聚居区？这个颐指气使的白人究竟代表什么？在直勾勾地看谁？抑或是他在监视谁？观察谁？谁将是那违法的人？ 随即，别格看见一架正在飞翔的飞机。他无限神往，心想着：“上帝，我真想在那边天上飞。”(19)飞翔在黑人民族文化中代表着自由。但是，别格是被断然排除在这个职业之外的。而到“那边天上”，即越界到白人的领地飞行，则表明了别格意欲“破”白人设立的“界”，即有重新“设界”的企图。自由翱翔的飞机暗示着飞机主人对空间的无限权力，因而，飞机这一意象更加重了别格的无场所感。 白人广告牌、小飞机、街道上飞驰而过的黑色豪华轿车构成了别格所在南区的城市景观。这些代表白人思想体系的价值符号像一双“权力的眼睛”，以无所不在却又难以觉察的方式弥散渗透到这片空间的每一个角落，形成一张强大、隐蔽而又复杂的微观权利网络，对其间的个体实施持久的规训和警戒。置身这个全景式敞开式的圆形监狱，别格清楚，“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白人]的”(24)，而黑人只能滞留在“城市的一个角落里”(22)。这个矗立在眼前的巨大白人世界像“悬在头顶的阴暗的天空”(20)，将黑人紧紧包裹在其中。 显然，广告牌等代表着来自白人权力的一种统治性的，无所不在的凝视。基于此，黑人女性作家安·帕特瑞(Ann Petry，1908～1997)质问道：为何让我们产生如此幻觉：在我们事实上仍被监禁时，却错以为我们自由了？这些街道和种植园相差无几，唯一区别在于：那时的许多奴隶并不能理解他们是奴隶这一事实(参见Christian 1980：67)。 监禁在“洞穴”中，别格罹患了“幽闭恐惧症”(Howe 1963：356)。这种病症的诱因之一便是过分粗暴或压抑的环境。患者一旦在封闭的空间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产生恐慌。别格呈现出这一恐惧症的各种症候并贯穿小说始终。小说伊始，别格和黑人同伴策划抢劫白人店铺，这令他“渴望”，同时令他“害怕”(15)得以至于“胃里的肌肉都揪紧了，浑身发热……他的神经绷紧了，牙齿咬得紧紧的。他觉得身体里有什么东西马上要拆断了”(28)。面对白人，别格只剩下“恐惧和空虚”。初登白人雇主道尔顿家，他“怯生生”(49)地拉开门，连门铃声都“让他不由得吓了一跳”。见到这家的白人女仆，他“屏住呼吸”，感觉“周围好像没什么空隙”，令他窒息。站在灯光柔和的门厅，“不知所措”(50)。坐在柔软的沙发上，他“害怕得腾身而起……又提心吊胆地再次坐下”。和道尔顿先生说话，他“低声，意识到自己呼吸很吃力”(53)。和白人姑娘玛丽及白人共产主义者简在一起时，他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黑洞洞的陷阱，四壁的阴影就像笼罩在他头上的夜色那样黑”(82)。坐在他俩中间，别格“仿佛坐在两堵隐隐约约的白色大墙之间”(77)。他知道自己不该这样紧张焦虑，但他身不由己，无法控制。长期的焦虑让别格选择了暴力作为发泄的途径，他残忍地杀死了白人姑娘玛丽和自己的黑人女朋友。他的犯罪背后隐含着深刻的空间意识形态根源。 法庭上，别格的代理律师与道尔顿之间的对话表明，白人拒绝将其他地区的房屋租给黑人，这是典型“排他性地理”的空间意识形态，这也是黑人歧视法中对房屋限制的具体表现，是白人中产阶级“对自己所在的封闭的住所和社区的一种保护性的加固”(Soja 2000：320)。律师还进一步质问道尔顿：“您认不认为，托马斯家住在您的一所房子里，那样可怕的生活条件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您女儿的死有关？”(367)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犯罪与空间及洞穴体验之间的因果关系。正是极不公正的空间分配带来了洞穴般的可怕生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诱发了别格的犯罪。 作为定居人群赖以繁衍生息的居所，场所和情感的安全感之间有直接关联。良好的环境能够赋予其居住者情感上的安全感，这样他便能在自己和外在世界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Lynch 1960：16)。那些弥漫着专属自己家什气味的场所，作为共同记忆有可能将人们联结起来，推动彼此交流(同上：127)。别格缺少这样一个积淀着共同记忆的场所，一个让情绪得以缓冲的场所，一个能与外在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的场所。长期的焦虑和恐惧郁积在心中，铸就了可怕的爆发。 别格如此陈述了自己的犯罪原因：“我曾经想当飞行员。可他们不让我进那个我可以学到飞行技术的学校。他们盖了一所很大的学校，随后在它周围画了一道线，说什么只有住在线内的人才能进学校。他们把所有的黑孩子关在门外。”他“想参加陆军，但在那个种族歧视的军队，黑人只能挖沟壕，在海军里，黑人只能洗盘子、擦甲板”。他“还曾经想做生意，但很快意识到，黑人不拥有厂矿、铁路”。人生的多次挫折让别格清醒地意识到，有一条“线”将他们划定在“一小块地方”，对这样的地方，别格明确地坚定地表示：“我不愿意。”(394-395)别格的述说进一步指向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形态。这种排他性不仅体现在空间分配上，还渗透到教育，职业等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条不可逾越的“界”人为的造成了边界内外“我者—他者”的对立，造成黑人极度禁锢的生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