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空间·场所·洞穴 传统意义上的空间是地理术语，而场所(place)则指某一区域内物理的和文化的地点。场所和空间彼此界定(Buell 2005：145)。从客观体验来看，空间与场所的含义常常是重合的，但空间更加抽象。只有当我们渐渐熟悉并且将我们的价值观铭刻其间时，起初并无差异的抽象空间才转换为具体场所。空间具有开放性、自由性以及危险性，场所则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感。换言之，空间是一种可以流动的状态，而场所往往打上价值和利益的烙印，是价值、养育和情感支撑的焦点(Yi-Fu 1977：29)。 生态学者劳伦斯·布依尔(Lawrence Buell)对场所进行了具体界定。他认为场所这一概念同时指向三方面：物理环境、社会观念或建构以及个人的情感或归属感(Buell 2005：63)。场所，不管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人工开拓的，首先是物理环境。其次，场所的建构既是主观感知，也是社会的客观安排，这就帮助构建了一个“有界限的，也是有意义的场所”(同上：145)。较之抽象空间，具体场所往往蒙上了更多主观色彩，更具社会性。因此，“场所感对建立个人身份，稳定社会关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场所是赋予人类情感的空间，人们依恋场所，但不会依恋空间”(同上：71)。 最初，人类历史不断将抽象空间转化为适合居住的具体场所。那时，人居住在固定的地点，人与人之间进行着亲密的社会交往，集体和个体的记忆把这些交往积累起来，形成了人类行为的意义，并通过文学艺术等形式呈现出来，书写了一部色彩缤纷的文明史。然而，在工业文明的现代阶段，人类历史则演变为不断从场所走向空间。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场所内涵不断被消解。为了实现空间膨胀中利益的最大化，现代进程以毁灭场所为代价。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扩展忽视了人与场所的纽带关系。资本主义对空间进行分割和等级化，赋予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功能和权力，进行空间生产，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空间矛盾：即统治阶级一方面按照人的社会等级来分配空间，将人圈限在各自的空间中，同时，它又在精神上展开对下层空间的掠夺，让居于其中的人在精神上对自身所处的空间产生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寄居感。 场所抚慰人的情感，加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场所是文学中自我展示和身份认同的关键因素”(Dreese 2002：11)。鉴于此，有人认为，过去两百年关于现代人“孤独异化”的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人们失去场所和归属感的可悲状况(Spretnak 1999：13)。布依尔呼吁，“场所”③应当成为“环境人文学者思考的必要概念”(Buell 2005：62)。但抚慰人类情感、展示自我身份的场所却是美国黑人难以企及的一个梦想，因为空间和场所的转换必须具备如下条件：居住其间的人们可以自己设立和维护边界(Baker 1991：103)④。如果一个人被限制在由统治阶级划定的边界内，那么，这个人不是场所的设立者，而是沦为统治者欲望的囚徒。在当局强制性的空间圈定中，甚至那些人们感觉上属于自己的场所，从人的能动性角度看，仍然不是场所。 对黑人而言，空间无法转化为场所的主要原因是“排他性地理”空间意识形态，即黑人被排除在某些空间之外(Yoon 2006：99)。这种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在贩奴船上便已开始。始于1876年的黑人歧视法(Jim Crow Laws，1876～1965)更以法律的名义将这种空间意识合法化。这项法令以隔离为核心精神，它包含着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系列种族隔离制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契约形式对黑人住所进行划定，即设立黑人聚居区。这种规划不仅限定黑人在哪居住，也决定了黑人与住所的关系。赖特认为，如此分割的空间必然是异化的，打上了剥削压迫的烙印，这恰恰是非裔美国人最不愿意看到的。赖特称南方奴隶主为“土地之主”(Lords of Lands)，称北方都市的资本家为“房屋老板”(Bosses of the Buildings)(参见Shiffman 2007：443-458)。这种称谓一方面彰显了白人独控空间的霸权行为，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白人通过“生产”空间来逐利的企图，社会空间成为社会产品。这种空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决定了美国对黑人而言“不是一个家，而是一个洞穴”(Baker1991：109)。 排他性空间意识制造了黑人与住所之间的疏离。黑白空间的隔离意味着两种价值的社会隔离，其中，铭刻白人价值的空间被推崇为体面的和标准的社会规范；黑人的空间及其价值则被放逐至边缘。同时，通过这种排他性，白人得以加固自己的空间权威性。而一旦将某个人圈限在某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在这个区域内或外都无法找到自己的场所(Avilez 2008)。或许正因如此，黑人精神领袖杜波伊斯(W.E.B.Du Bois)悲叹道：“为什么上帝让我在自己的屋子里也觉得是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牢笼的阴影笼罩着我们所有的人。”(Du Bois 1989：2) 排他性的空间意识形态制造了美国黑人的洞穴体验。这种体验伴随着黑人从非洲大陆来到北美大陆，并一直延续到小说故事发生的现代美国社会。 在其著作《一千两百万黑人的声音：美国黑人民间史》(12 Million Black Voices：A Folk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1941)中，赖特从场所、洞穴等角度详尽记载了非裔美国人从奴隶到雇佣劳动力，再到大迁徙的历史。该书首章便描述了贩奴船上拥挤的船舱：黑人像沙丁鱼似的捆绑在一起。有时候，720个人被塞入一个20英寸宽，120英寸长，5英寸高的狭小空间中。对于这种拥挤情况，英国废奴运动者托马斯·科拉松(Thomas Clarkson)也作过类似的描述：在大西洋航线上，分配给每个黑奴的空间只有5英寸半长，16英尺宽……每个人的空间比棺材还小(参见Baker 1991：107)。这些具体翔实的数字突出了“洞穴”的特点，也证实了“洞穴体验”的真实性。 从非洲到美洲大陆是美国黑人的第一次“迁徙之旅”(the first displacing voyage)(Baker 1991：109)。displacing一词的前缀dis-有分离、夺去之意。很显然，夺去的是黑人的场所，而白人控制了空间分配的权力。踏上美洲新大陆，非洲人沦落成美国黑奴，住进了种植园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建造粗糙、光线昏暗、面积窄小、摆设简陋。它们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而是显示了住在其中的人被奴隶主拥有。 奴隶制废除后，黑人开始了又一次迁徙：从南到北，从农村到都市，从集体到个体，从农业到工业，大规模迁徙背后的动因便是人们对一个宜居之家的渴望，对场所的渴望，而这种渴望与本体意义上对身份的追求融合在一起(Yoon 2006：96)。他们在空间上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却不能获得合法的居住身份，因而只能以游牧的方式在某地集结，然后又相互分离。渴望、追逐场所已成为黑人的生活常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