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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重构英国—爱尔兰文学传统的途径——论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的翻译对希尼的启示(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 赵睿 参加讨论

    三、开放、流动的语言观的形成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希尼的英语教育恰恰为他思路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在希尼所译的《贝奥武甫》导言中,他曾回忆起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学习英语史课程的情形。教授这门课的布雷德伍德(John Braidwood)教授告诉学生们英语“whiskey”一词其实和爱尔兰盖尔语和苏格兰盖尔语中的“uisce”是同一个词,而英国的一条河流“River Usk”的名字也来源于“uisce”(Heaney,2002:xxxiv)。一个单词的历史变迁让希尼得以跳脱出自己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以更开阔的眼光透视历史,反观现实。这为希尼打破狭隘的二元对立的语言观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依据。在希尼看来,语言在历史的长河中渐渐化为了流动的河流,被深埋在历史废墟之下的爱尔兰语,早已从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流向英格兰平原,英语和爱尔兰语已经是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
    语言交流的历史就此为希尼打开了一扇门。在阅读雷恩(C.L.Wrenn)译《贝奥武甫》时,希尼注意到一个古英语词“”(意为“忍耐”),他渐渐意识到,虽然拼写有所改变,但这个古英语词语其实就是他的姨妈所说的“thole”一词。一个原本他认为是只有北爱尔兰人民使用的历史残留下来的盖尔语词汇原来竟来源于古英语,它由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聚居的英格兰流传到苏格兰,又经由苏格兰辗转来到厄尔斯特①。不仅如此,这个词语又漂洋过海于18世纪被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带到了美国南部,并出现在20世纪美国诗人和评论家约翰·克劳·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诗行里:“Sweet ladies,long mayye bloom,and toughly I hope ye may thole”(Heaney,2002:xxxv)。一个词语的漂流史,如同邓恩笔下金箔一般的爱情无限延展,将英爱两岛和美国大陆的历史贯穿一体。
    在此有必要对盖尔语和古英语的渊源做一简要说明。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的土著居民均是凯尔特人,他们的语言是凯尔特语(盖尔语是凯尔特语的一种)。公元5世纪初,日耳曼民族中的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开始入侵不列颠岛,占领了肥沃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把凯尔特人赶到西部和北部山区。因为盎格鲁人(Angles)在入侵的3个族群中人数最多,他们居住的土地遂以他们的名字命名,England意为“盎格鲁人的国土”(land of the Angles),而英语(English)即为“盎格鲁人的语言”。事实上,朱特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说的分别是日耳曼语的3种不同方言,这3种方言汇合成为我们今天所谓的古英语(Old English)。被盎格鲁-撒克逊人驱赶至不列颠岛西部(即威尔士)的凯尔特人,他们的凯尔特语后来演变成了威尔士语,而居住在不列颠西北部(即今天的苏格兰高地)的凯尔特人则和爱尔兰凯尔特人同样说爱尔兰盖尔语。这种语言后来在苏格兰又演变成了苏格兰盖尔语(李赋宁,2009:3,24~25)。
    因此,在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入侵前,凯尔特语是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居民的共同语言,其后随着民族的迁徙又发生了复杂的演变,成为不同的语言分支。18世纪,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曾沿着语言的这条历史河流继续向上追溯并提出设想,认为日耳曼语和凯尔特语同源。19世纪欧洲语言学家经过研究,认为它们都属于一个完整的语系——印欧语系(李赋宁,2009:18)。但是语言学家们远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人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发现任何用日耳曼语写成的文字,而关于印欧语的猜想更是缺乏文本依据(Hogg,2006:3~5)。并且,通常的观点认为古英语的词汇绝大多数来自日耳曼语支,古英语和凯尔特语之间则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李赋宁,2009:67)。
    但是如前所述,希尼却在家人的日常话语中,在现代美国诗人的写作中看到了活生生的语言流动的历史,虽然只是个别词语,却为希尼提供了解决长期以来困惑着他的语言问题的突破口。在一些学者看来,希尼的这种流动的、超民族的语言观也许带有乌托邦的神话色彩(Jones,2006:199),因为他不过是在一厢情愿地凭借无法印证的想象以跨越语言之间的鸿沟。但是,相较于充斥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文本,希尼认为个人的生活经验更加真实可靠。希尼在谈到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英国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y Hopkins)时肯定了这种个人体验的重要性:“我相信在霍普金斯诗歌音调中的重浊辅音与北爱尔兰方言的特异的地区特征之间是有联系的,这联系乍看起来并不明显,但细细想来却是足够真实的。”(谢默斯·希尼,2000:256)基于对个人经验的坚定信心,希尼一步步地解构了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强加给他的狭隘的身份观、语言观。英语与爱尔兰语之间的壁垒渐趋消融,语言不再是僵化的身份、民族的象征,而变成了交互流动的,它指向的是一个先于民族而存在的流动的历史。在这种观念的支撑下,英语不再只是英国人的语言,也是爱尔兰人的语言,正像希尼在组诗《斯特森岛》(“Station Island”)中借乔伊斯之口说出的:“英语是属于我们的”(谢默斯·希尼,2000:151),诗人获得了完全的对英语的权利②和信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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