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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胜未来：《爱丁堡评论》的文化塑形力 任何战争都是交战双方多层次与多回合的博弈，资产阶级本来就是攻方，一直都在谋划着打入敌人内部瓦解对方的策略。对于文化领导权制高点的争夺不仅关乎一时的成败，而且还可以决胜未来。在《爱丁堡评论》这个事件上，辉格党及其拥护者显然占据了先机，他们的文化反击策略十分奏效。《爱丁堡评论》走的是专业与高端的文化路线，文章均由苏格兰各学科领域的名家执笔，创办伊始就受到英国知识界的青睐，成为文学评论与品鉴的权威。它迅速蹿红的重要原因在于颠覆了当时文学评论传统中“兼收并蓄的客观立场”，以一贯秉承的辉格党品味以及苏格兰启蒙精神进行内容选择与裁剪(Wheatley，2002：1)。在19世纪的前20年里，《爱丁堡评论》是英国文学评论界的绝对权威，在最初的鼎盛时期，它对文学界拥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成为文化精英们的必读之物。《布莱克伍德》杂志刊载了一封(或许假托)德国人写给英国友人的书信，说《爱丁堡评论》几乎拥有“神谕一般的权威”(Lauerwinkel，1817：674)，虽说理据未必确凿，且基本立场是抨击《爱丁堡评论》，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这本期刊在业内对手以及旁观者眼中(哪怕是想象性质)的巨大影响力。以《爱丁堡评论》为首的文学评论刊物控制了英国文学与文化舆论，“像罗马皇帝一样”独断专权，组建了自己的“文学帝国”，形成了文化领域内的“寡头政治”(Lauerwinkel，1817：672)。 《爱丁堡评论》的读者群遍及社会各阶层，包括牛津、剑桥的大学生以及伊顿公学等校的高年级学生，其中就有浪漫主义阵营中的拜伦和雪莱。年轻的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浸泡在《爱丁堡评论》对湖畔派猛烈而持续的批评氛围中，创作理念受到了它的深远影响，于是产生了规避湖畔派浪漫主义的观念以及寻找诗歌新突破的动力。有批评家指出，拜伦与雪莱这两位年轻浪漫主义诗人在19世纪初期写的那些诗篇政治诉求太过直接，“在诗歌领域这并非寻常之举”，原来它们的思想内容居然“是对《爱丁堡评论》创刊初期那几年刊物内容的惊人重复”(Butler，1995：139)。《爱丁堡评论》已经大大削弱了早期浪漫主义诗学理念对下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尽管无法完全左右年轻文学家的思想，无法在社会实践层面成为激进革命派从而肩负起政治使命，但拜伦和雪莱等人的审美思想却已经不再保守，成为当时的审美先锋派，济慈也和政治激进分子李·亨特相交甚密，以至于被托利党阵营的《布莱克伍德》杂志呼为“伦敦土腔派”(Cockney School)魁首。《布莱克伍德》及其同僚将济慈、雷诺兹(John Hamilton Reynolds)、康沃尔(Barry Cornwall)、史密斯(Horace Smith)、甚至雪莱和拜伦等新一代浪漫主义诗人都归入这个阵营，并“用湖畔派来攻击伦敦土腔派的田园牧歌”(Cox，1992：18，30)。托利党阵营的这一举动无异于宣示辉格党人文化反击战的胜利：湖畔派浪漫诗学理念已经失去了对自己文学子嗣的掌控力，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发生了严重分化，内部已经产生了去(老派)浪漫化的冲动。除了“影响的焦虑”以及文学思潮的自然更新换代法则之外，恐怕更大的原因在于资产阶级通过操纵文学批评话语在新老两代浪漫主义诗人中间打下了一枚思想的楔子，使年轻一代的诗人在很大程度上背弃了湖畔派的诗学理念，自觉地开始了反浪漫化行动。资产阶级的文化战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浪漫主义运动后半段的趋势与走向。 《爱丁堡评论》凭借自己一手造就的高端文化形象培养年轻一代对文学的崇高信念，在它的推动下，文学写作超越了作为谋生手段的物质层面，被提升为一种“优雅行为”(Butler，1995：138)，文学成为了具有崇高地位的文化资本。在此社会风气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文学的大繁荣埋下了伏笔。《爱丁堡评论》继承了18世纪文学期刊提升读者品位(taste)的理想，充满了大量与此相关的讨论。它的明智之处在于摆脱了历史的纠缠，将注意力尽量放在当代文坛。习惯的力量太过强大，要颠覆英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高雅”思想并非易事。《爱丁堡评论》采取了务实策略，即搁置英国文化中关于品位的历史渊源与争论，专注于批判当代文学气象，于是便有了它对湖畔派浪漫主义发起的猛烈阵地战。它不仅对贵族阶级的文化攻势起到了牵制作用，延缓与抵消了对手的文化侵蚀速度，还撼动了资产阶级的当代文化支柱，进而成功影响与塑造了英国文化品位的未来形态。《爱丁堡评论》是“在19世纪英国普及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首要文化载体”(Fontana，1985：2)，同时还播散了政治经济学、商业社会与海外拓殖的思想，对年轻一代的成长教育过程施加了巨大影响。 《爱丁堡评论》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英国19世纪前期的主流文化与文学评论话语，资产阶级不仅按照本阶级的兴味在审美意识形态上塑造了自己的孩子们，而且还切实地作用于贵族们在伊顿公学与牛桥的接班人身上，使其在不经意之间慢慢妥协或者部分接受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托利党人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陆续创办了《布莱克伍德》(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1817)与《弗雷泽》(Fraser's Magazine，1830)等系列杂志进行反击，但影响力均未到及同等高度。《爱丁堡评论》及其他资产阶级阵线的期刊报纸在文学与文化领域内不断对年轻一代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许正因为如此，18、19世纪之交出生的那一代英国人在成年后才会在价值观上摆脱父辈们对湖畔派浪漫主义的迷恋。待到维多利亚时代来临，他们正值盛年，成为大英帝国自由贸易与海外拓殖的主力军，躬身践行了资产阶级的夙愿与理念。资产阶级多年前在浪漫主义文学战场上播下的种子，此时终于结出了果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