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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丁堡评论》反浪漫主义行动的文化旨归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归入贵族文化的范畴，亦不能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排他性的固定关系，实际情况是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契合了当时英国土地贵族阶层的政治利益需求，客观上它在文化领域内为土地贵族阶层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力量。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英法两国在政治格局上联系密切。由于法国大革命血腥结果的连带效应，近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土地贵族阶层与国家政治文化精英们更加意识到巩固王权与守成既有改革成果的必要性。因此，在1783年-1830年之间的近半个世纪里(除1806年-1807年短暂间隔的辉格党联合内阁)，英国政坛均由更能稳固王权与守成国家局势的托利党把持(这和辉格党自身的分裂也有关系)，迎来了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托利党政治势力垄断期。在这种历史情景下，浪漫主义文学的繁盛似乎可以被视为英国贵族阶层在目睹法国大革命恐慌之后用以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政治行动。随着英国的工业革命在18世纪末期向纵深推进，利益分配的不均已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更加准确地说，浪漫主义文学是英国反资产阶级社会情绪在文化领域内的一次汹涌回潮，而贵族阶层又乘机将浪漫主义为其所用，以此在文化领域内打压资产阶级，通过浪漫的诗歌对自我、自然与历史进行理想化与诗化处理，贬低资产阶级的工业化生产与城市化生活方式。在浪漫主义清新自然与热烈奔放诗歌的影响下，不计其数的英国臣民认同了这些文学理想，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价值观，他们组成了一个在情感上反对资产阶级的庞大阵营。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出生地位虽各不相同，但他们基本都传承了牛桥(牛津、剑桥)的大学精神，即便济慈的中产家世出身较其他人更低微，且未接受过精英文化阶层的教育，他的诗歌理念与命题也基本是按照贵族传统文化内涵进行自觉建构的。此外，他在1819年9月22日的书信中用并非戏谑的口吻说自己是“贵族性情”(Keats，2002：281)。而19世纪的牛桥“堪称全欧洲最反动的贵族堡垒”，那里将自己垄断的古典文化作为“奢侈品”与“贵族象征”，为的是“培养高贵举止、浪漫气质，长期对抗世俗文化”(赵一凡，2009：584)。总体而言，浪漫主义表征的是贵族气质与精英文化。浪漫主义以女性作为重要突破口，以诗歌与小说的形式不断向广大的中产阶级女性读者传递浪漫情怀，使她们痴迷于充满贵族气息的生活方式，而厌弃自己“庸俗”的阶级身份(程巍，2009：16)。在维多利亚社会语境中，女性不仅相夫教子与操持家务，她们还被赋予了家庭道德监护者的角色，一旦她们的价值阵地被攻陷，资产阶级的阶级自信便会在内部遭到腐蚀。 报刊杂志上的口诛笔伐是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矛盾斗争的公开表述，毕竟只属于少数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士。更多时候，文化斗争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展开的，它通过文学作品、通俗读物、礼仪手册、漫画、广告、标语甚至服饰等大众消费文化传达自身阶级的理念与旨趣，将斗争从政治领域引向审美范畴与日常生活方式之中。贵族阶层高雅与浪漫的生活方式使资产阶级的金钱与财富变得“庸俗”(vulgar)。盖斯凯尔在《克兰福德镇》的开头部分中用复杂的心态探讨了“钱使人庸俗”这个命题：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忌讳提“钱”字，因为它听起来就有铜臭味(Gaskell，1998：27)。表面看来这是贫穷中产阶级仇恨富裕阶层的酸葡萄心理，内里透出的却是贵族阶层已经完成对中产阶级成功洗脑这个冷酷的事实。克兰福德镇的女人们早已欣然接受了贵族阶层的文化准则，转而将矛头指向自己所在的阶级，对其进行讥讽。贵族阶层利用文化阵地完美地分化了资产阶级，让他们离心背德，产生内耗。其实贵族文化对资产阶级的讥讽有着深刻的政治意图，“他们讥讽的不是资产阶级的粗俗，而是通过讥讽资产阶级的粗俗来打击这个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合法性”(程巍，2009：15)。财产与资本是资产阶级撼动贵族统治的战略武器，如今他们不少人在内心中却对这个武器丧失了信心。这对资产阶级队伍来说，问题很严重。 19世纪初期，贵族阶层在经济领域大权旁落，政治领域亦疲于应付，此时他们便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刻意培养绅士风度与高雅的生活趣味。贵族阶层把持了对“高雅”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定义，然后用它慢慢侵蚀资产阶级的阶级认同与自信，收效巨大。在文学上他们也按照自己的利益标准编制“高雅文学”的正典，到了1869年马修·阿诺德还在贬斥中产阶级“非利士人”对高雅文学修养不感兴趣，“只顾追求物质利益”，并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的人生理想(阿诺德，2001：77—79)。在极度推崇希腊罗马文化的阿诺德看来，“非利士人”的品位明显是很不高雅的。阿诺德用心固然良苦，虽然阿诺德此举意在鞭策与教育中产阶级，为他们指明未来的救赎之路(陶家俊，2003：109)，但他此举也贬低与选择性地忽视了中产阶级为构建英国文学品味所做的努力。中产阶级在局面不利的情况下遵从了自己阶级阵营作为英国政坛在野党的行事方式，依托文学评论期刊的平台介入建构民族文化品味的过程，在文化领域取得话语权。他们通过消解贵族阶层的“高雅”品味而达到参与塑造民族文化品味的文化战略目标。摄政时代的反浪漫化运动就是一个成功的战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