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研究《爱丁堡评论》自创刊伊始就带有的反浪漫主义倾向，分析这种文学价值取向背后的政治涵义。本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英国文学研究，指出以《爱丁堡评论》为代表的文学期刊如何参与到19世纪初期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之中，其中的反浪漫主义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操纵了19世纪前期英国的主流文学评论话语，按照资产阶级兴味在审美意识形态上塑造了英国年轻一代的文化价值观。本文关注文学期刊在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于从文化角度拓展英国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 键 词：《爱丁堡评论》/期刊/反浪漫主义/文化领导权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盖斯凯尔小说对维多利亚精神的传承与变革”(12FWW011)；浙江省社科联研究重点课题“现代化过程中盖斯凯尔的女性叙事研究”(2012Z67)；杭州师范大学望道青年文科学者激励项目“小说叙事中的文化动因研究”(RWWD132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礼珍(1981- )，男，江西萍乡人，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杭州 311121，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后，武汉 430079，研究方向：英国文学与文化，小说阐释与叙事理论 一、引言 以诗歌为主要表达形式的浪漫主义潮流在维多利亚时代前期快速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以小说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现实主义潮流的崛起，这并不完全是文学思潮的自然更替或者主动拨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文化战争的结果。直至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英国文坛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在势力上已经逊位于散文。此时，“文学已经走下浪漫主义诗歌个体精英主义孤独激昂的山巅，转向小说中由社会语言与共有对话构成的公地”(Davis，2007：227)。这一变化与英国现代化过程的加速，尤其是资产阶级力量在这个时期的迅速崛起密不可分。 其实资产阶级对浪漫主义文化思想的抵制与反击并未等到维多利亚时代，而是在摄政时期它风头正劲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此时他们已经切实感受到浪漫主义文学对自己争夺领导权事业的巨大威胁。在土地贵族掌权时代，贵族乡绅与平民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亲和感，双方存在一种互惠式的“家长主义—服从的均衡”(汤普森，2002：64)，在对抗资产阶级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的诸多问题上，他们形成了天然同盟。资产阶级掌权以来，随着英国的工业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劳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一面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关乎民生的核心利益领域展开全面改革，以缓解工人阶级阵营施加的压力，一面在文化领域推行巩固地位的策略，其中就包括继续执行由来已久的反浪漫化攻势。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治领导权以后，继续在文化领域推行压制湖畔派和“撒旦派”新老两波浪漫主义文化思潮的策略。在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之间进行的这场文化战争中，文学期刊是一个重要的阵地。 二、《爱丁堡评论》的反浪漫主义文化基因 早在18世纪末期，托利党人所代表的土地贵族阶层在经济上已经失去了领导权，面对资产阶级咄咄逼人的姿态，他们仅靠依附王权而在政治上苦苦坚守势力地盘，此时悬而未决的主战场似乎就剩下文化领域了。文化与政治从来就密不可分，贵族阶层对此十分清楚，他们绝不会放过通过文化舆论巩固统治权和压制资产阶级的机会。资产阶级也必将在此地奋起反击。当然很多时候这种抵抗不需要从上而下的正式阶级战斗动员令，阶级成员个体在生活受到压制时便会为了自身利益而在局部范围内自发组织狙击行动。就文学而言，资产阶级在远离伦敦权力政治中心的地方找到了绝佳的突破口，那就是偏安英国北部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爱丁堡。 19世纪初期的托利党权倾一时，自1783年以来他们连续执政多年，垄断了从伦敦到爱丁堡等大城市的上层政治结构，对辉格党进行倾轧。1802年10月，3个在爱丁堡颇有名气的年轻人因为拥护辉格党而备受托利党官僚体制的排挤，他们一时兴起便创办了一本专论时事与文学的杂志《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或许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它将成为19世纪初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会在英国的政界与文坛掀起不小的波澜。在1802年的英国，浪漫主义的第一波主浪正席卷全国：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抒情歌谣集》在短短5年内已印到第3版(再次扩充了“序言”)，风头一时无两；司各特发表了《苏格兰边境吟游诗集》；骚塞也发表了仿史诗《毁灭者塔拉巴》(Thalaba the Destroyer)。《爱丁堡评论》在此时选择创刊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更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它的创刊号恰巧选择了骚塞这个浪漫派阵营(当时还无此说法)中的“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借以抨击那个群体：“此书(《塔拉巴》)作者所在那派诗人持有奇怪的学说，对于诗歌与批评的权威正统体系而言，他们是异见分子”(Jeffrey，1802：63)。此文由常任主编弗朗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亲自执笔，可见《爱丁堡评论》颇为重视抨击浪漫派这个文化议题。杰弗里此文立论思维绝佳，借用英文“establish”在宗教(国教)问题上的双关含义，使《爱丁堡评论》接续了英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权威正统”谱系，而将浪漫派驱逐成“异见分子”。经过这番政治话语与姿态伪装，辉格党人已经成功潜入了贵族阶层的文化传统阵地，隐蔽在堑壕里调转枪口开始向浪漫主义文学开火，因为后者正是有利于稳固贵族阶层统治秩序的文化排头兵。浪漫主义在推动现代性事业方面具有进步意义，它“在审美和艺术领域推进和确立了现代性的主体性原则”，然而对19世纪尚处在抢班夺权时期的资产阶级来说，他们在乎的是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必须打压浪漫主义文学，在意识形态角度来说是因为浪漫主义同时又“擎起了审美现代性的大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进行了强烈的审美批判”(张旭春，2001：127)。对资产阶级队伍来说，这显然无法接受。 《爱丁堡评论》在创办初期并未对外宣告党派倾向，它通过讨论政治经济学与道德智性的学术文章不动声色地向读者灌输政治热情与改革意愿。随着弗朗西斯·杰弗里在1808年10月撰文激烈抨击托利党内阁，其后隐藏的党派门户问题终于浮出水面。托利党人毫不示弱，时任外交大臣的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迅速着手在1809年3月创立的《季刊评论》(Quarterly Review)上与之针锋相对。于是后面就有了大家熟知的《爱丁堡评论》对湖畔派诗人的穷追猛打，以及罗伯特·骚塞在《季刊评论》的勤勉还击，并于1813年被赏封为“桂冠诗人”。托利党人这次的反应非常迅速，因为他们已经驾轻就熟。此前，由于缺乏有力的舆论武器，托利党政府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比较被动。1788年就已在伦敦创刊的《分析评论》(Analytical Review)在政治与宗教事务上猛烈攻击托利党政府。囿于种种原因，托利党人直到1797年才创办《反雅各宾派评论》(Anti-Jacobin Review)与之对抗，次年又以“诽谤政府罪”为名取缔了前者，舆论颓势才终于得到了扭转。 在政治与宗教等核心舆论领域兵戎相见之后，两大阵营这次又将战场搬到了“高雅”的文化领域——浪漫主义文学。关于浪漫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立场问题，学界向来颇有争议，殊难进行简单划分。在浪漫主义政治批评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卡尔·施密特指出浪漫主义在复辟与革命、保守与激进、美化与丑化等方面的复杂情形。施密特援用了泰纳对浪漫主义问题的政治历史解读，认为它的时代“始于18世纪”，在1789年“用革命暴力战胜皇权、贵族和教廷”，在1848年“六月起义”中却又“站在巷战中镇压工人阶级革命的那一方”(Schmitt，1986：12)。施密特意识到泰纳对法国浪漫主义的政治与阶级定性分析模式无法适用于整个欧洲多样化的浪漫主义运动，虽然他对浪漫主义隐含的现代自由主义以及资产阶级主体意识进行了批判，并称浪漫主义为“主体化的机缘论”(subjectified occasionalism)，但是他基本认同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内在政治联系，认为“(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浪漫主义的执行人，而浪漫主义成为自由中产阶级的审美”(Schmitt，1986：xxxvi，17)。施密特对政治浪漫主义做了比较彻底的分析与批判，在文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学界普遍将浪漫主义定性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具有现代性与进步作用的意识形态。然而，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施密特等众多从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宏观角度进行抽象与升华的批评往往无法顾及具体情景的复杂性与独特性。就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而言，它的执行人固然是资产阶级，但是它在政治领域起到的客观效果却并不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这种内在分裂恐怕不能简单地用“积极”或“消极”浪漫主义的标签来予以打发。如果说《爱丁堡评论》等英国资产阶级主流舆论在“消极”浪漫主义正值巅峰之时就掀起对它的批判、并且“积极”浪漫主义者亦随之对其进行讨伐尚可理解，那“积极”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就已饱受各方指责、在维多利亚时代又遭到资产阶级文化界愈演愈烈的清算又该作何解释？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吊诡的政治现象？英国浪漫主义运动阶级取向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这个政治历史假设出发：英国浪漫主义文化是贵族文化的重要阵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