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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的爱与欲望 同《艾格妮丝·格雷》一样，《简爱》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也是一个家庭女教师的故事。尽管是两姐妹同时期的作品，体现的风格、精神与主旨却大不一样。《安》充满了怨恨的顺从，至始至终回荡着一个声音“我痛苦！”在《简爱》里，这个声音被另一个更激昂的音调取代了——“我渴望！” 1839至1841年间，夏洛蒂两次担任家庭教师，两次经历都极不愉快。家庭教师是要听命于人和受制于人的，几乎不给自由安排的时间和独处的空间。这正是令夏洛蒂深感窒息的最根本原因。离群索居的成长环境使她不太合群，怯于跟外人打交道，也不懂得一个正常儿童的心理和成长规律。性格方面，她也没有安妮那样温顺的脾气，骨子里反而含藏着叛逆的种子。家庭教师的工作，对于她，实在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夏洛蒂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失败者。她接受的最后一份家教，年薪仅有20镑，还要扣除4镑的洗衣费，属于家庭教师中收入最低的一群。她给大妹艾米莉写信抱怨，她从这份职业得不到任何尊重，也感受不到任何做人的尊严，雇主既不想了解她，也不关心她，只是“千方百计要我多干活儿。……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私人家庭教师除了同她不得不完成的繁重工作有联系以外，她是不存在的，是不被当作一个有理性的活人看待的”（Life：137）。 夏洛蒂不适合当老师，却又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在这条狭窄而拥挤的道上苦苦挣扎。她在给好友艾伦·纽西的信中写道：“虽然一想起当家庭教师，就只有憎恨和厌恶，我还是想强迫自己再试一次，只要能找到这样一个职位。我必须这样。所以，我是真心希望听到哪个家庭需要像家庭教师这样的商品。”[20]人如果变为商品，意味着人已经被异化为“非人”；工作如果只是为了“生存”而从事的劳动，它与奴隶的劳作也就没有了实质的区别。1837年，夏洛蒂写给Ellen的信中，描述大妹艾米莉在一家学校教书的情况：早晨六点起，晚上11点睡，中间只有半小时的锻炼，其余时间都在工作。“这是奴役，”她评论道。而简爱离开学校，寻找家庭教师的职位时，她把新的工作也称为“一种新的苦役”。[21] 尽管“苦役”（“servitude”）和“奴役”（“slavery”）意味着“饱受束缚、缺乏自由”，但工作对于夏洛蒂不仅仅是“苦役”和“奴役”。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谁都可能服役”（《简》：89）。夏洛蒂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对于生计窘迫的人来说，只有服役，才能生存。她在信中对朋友说：“穷人是生来要干活的，下属总是要忍受的”（Life: 138）。职业的另一个益处，是能驱散寂寞和闲愁，以切实的事务占据女子的双手和思想，避免耽于幻想或安于享乐，这与夏洛蒂的清教思想恰相吻合。所以，“服役”（serve）或“劳作”（labor）不仅不是一件令人蒙羞的事情，相反，靠自己的双手独立生活，为家庭减轻负担，是她从懂事起就瞄准的职责。 简爱不像艾格妮丝，淑女的身份和教师的尊严，没有给她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她也不像费尔法克斯，担心从富贵跌入穷苦，对前途怀有强烈的恐惧。但是，作者夏洛蒂也有无法克服的矛盾：职业只能解决生存的问题，却无法带来终身的幸福。在《谢利》一书中，谢利问凯洛林，是否想有一份职业时，凯洛林回答说：“想啊！一天想五十次呢！”然而，当她被问到“劳作能让一个人幸福吗？”“不能！”她的否定十分坚决，“但它使你的痛苦变得多样一点，不至于叫你被某一种专横的痛苦折磨得心碎”。[22]这个回答毫不奇怪，当一个人付出艰苦的劳动，却在价值上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在经济上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她怎么可能满怀热情地将自己投入工作呢？促使她勉力支撑的，不过是生存的最基本需要和为家庭分忧的责任罢了。 既然职业和劳作无法带来幸福，夏洛蒂将希望转移到了另一个永恒的主题上——爱情。 小说中的简爱是一位家庭教师，但这份职业并不是故事的重心所在。夏洛蒂让简爱离开学校，担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只是为了让她进入桑菲尔德庄园，为她跟男主人公罗切菲尔德之间的爱情做准备。熟悉了她的工作环境后，简爱很快就不满足静如止水的教师生活。她的心中升起了新的渴望：她站在庄园的铅皮屋顶上，极目远眺，憧憬一个更广阔更有活力的世界，盼望接触跟她“同类的人”，“结识各种不同的性格”；她在庄园三楼的走廊踱步，任凭想象力恣意驰骋，编造各种各样她“一心渴望”而在实际经历中“并不存在的事件、生活、激情和感受”（《简》：115）。简爱的“渴望”，往简单里说，自然可以理解为少女怀春的朦胧感受，往深处推想，则是她希望在新环境里寻求知己的愿望。 简爱的渴望很快有了回应，这个“同类”出现了。接下来的一幕，就是男女主人公颇富戏剧色彩的第一次相遇。“相遇”后的三章，是层层推进的三场谈话，男女主人公迅速经历了从相识到相知的过程。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明确提出了反对将财产和地位作为缔结姻缘的基础，宣扬爱情的基石应当建立在“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上。正因为相信有共同的志趣和平等的精神，在简爱的心目里，罗切斯特和她成了同一类人：“我相信他跟我是同一类的，——我肯定他是，——我觉得自己跟他相似，——我明白他面容和举止中的含义。尽管财富地位相隔天壤，我的头脑和心灵、血液和神经中却有一种东西使我和他精神上彼此相通”（《简》：187）。 简爱刻意区分了“kind”与“order”：形容自己和罗切斯特的相知，她用的是“kind”；描述罗切斯特与他同等级的人的关系，用的是“order”。她似乎要强调，前者是因“性相近”而归为同类，是心有灵犀，心意相通，后者则因为“习相似”而引为侪辈，依据的纯然是外在的或习俗的标准，如财富、身份、地位、外貌等等。在简爱看来，本性的相近自然要高于世俗的等级观念。正是这种信念使她在出身高贵，多才多艺，美貌自负的英格拉姆小姐面前没有丝毫的胆怯和自卑。也正由于坚信自己与罗切斯特在精神上相互契合，属于同类，简爱才鼓起勇气冲破习俗的藩篱，宣告他们灵魂的平等：“我现在不是凭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凭着血肉之躯跟你讲话，——这是我的心灵在跟你的心灵说话，就仿佛我们都已经穿越坟墓，一同平等地站立在上帝的跟前——就像我们本来就是的那样！”（《简》：270） 这一个宣告，对于性别等级依然森严的英国社会，无异于一声域外惊雷。一个家庭女教师竟敢宣称自己和男主人在上帝面前彼此平等，这不是有违习俗的乖谬之论吗？一位女子竟敢在她所心仪的男子向她示爱之前，主动袒露心迹，这不是有损淑女的礼仪规矩吗？所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称它“不仅在道德上不合时宜，在政治上也是一场反叛。因为勃朗特在此想象了这样一个世界：王子与灰姑娘完全平等，帕梅拉跟B先生同样美好，主人与奴隶本质相类。”[23]毫无疑问，无论作者有意还是无意，这一句话确实兼有政治和伦理的反叛性，但倘若籍此推断简爱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意识，或者她与罗切斯特处于真正平等的关系，则恐怕是言过其实的臆测了。 简爱宣扬的平等，暂且不论能否跨越财产、身份和社会地位的鸿沟，至少有一个障碍尚未逾越——性别的不平等。19世纪初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罗切斯特虽然别具慧眼，欣赏简爱的优秀品质，称之为与自己“相配”和“相似”的人，甚至认为她是“另一个较好的自我”（《简》：341），但是令他着迷，为之倾倒的，是简爱的“顺从”：“你看上去顺从，我喜欢你给人的柔顺感。每当我把那柔软的一束丝线绕到我的手指上时，它就引起一阵快感，从手臂一直传到了我的心里。我受到了感染，我被完全征服”（《简》：280）。这里用的词语，无论是控制（master）和征服（conquest），还是服从（submit）和柔顺（pliance），反映的显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正因为如此，罗切斯特这番满含激情的话不仅没有打动简爱，反而让她想起赫克里斯、参孙和美女的故事，想起他们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厄运，并进而联想到男子追求爱情甘为奴隶，婚后便要求重做主人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简爱身上的种种矛盾——顺从与控制，实现自我的欲望与克制自我的意识，火的激情与冰的冷静，郁结于心的反叛心理与恪守成规的本能——归根结底，是家庭女教师这份职业所特有的：“家庭女教师是一名仆人，社会对她有勤奋、服从和自我奉献的严格要求；但她同时又是一名高级仆人，具有使她能够从事教师职业的想象力和高雅的鉴赏力。”[24]这种见解不无道理，但未触及问题的另一面——职业的积极面。简爱最可贵的品质，是她的自尊、自爱和自立。这些品质的孕育，有各方面的因缘，但是能让她持守这种品质的根本原因，是她拥有一份职业，不必寄人篱下、依人谋生的事实。罗切斯特深知这一点，所以当他扮演吉卜赛女巫，以看相的名义分析各人心理时，他替简爱说的是这样一番话：“如果自尊和环境需要，我可以独自生活，不必出卖灵魂去换取幸福”（《简》：215）。然而，当他得到简爱愿意嫁给他的允诺后，便要照他的惯例，急不可耐地想用珠宝、首饰、绸缎和花边将简爱打扮起来。这种态度引起了简爱的警惕和反感。她提醒他，她既不是“美人”，也不是“天使”，“我就是我”，是“你那相貌平常、像个贵格会教徒的家庭教师”（《简》：278－9）。她甚至提出来，要继续当阿黛尔的家庭教师，凭这个来挣她的食宿，外加一年三十镑的薪水（《简》：291）。 这一细节意味深长。简爱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自然不是出于喜欢的动机，也不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这个时候，两人已互诉衷曲，马上就要成为罗切斯特妻子的她，无需再为衣食稻粮发愁。是什么原因促使她这样说呢？应当是一种隐隐的危机意识。罗切斯特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打扮和塑造她，使她感到了危险，担心自己被当做“玩偶”，或者“像第二个戴娜厄那样每天沐浴在金雨之下”（《简》：289），换言之，担心对方强硬的意志会吞噬她，使她丧失自我。关键时刻，简爱想起了职业。这一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值得仔细玩味。它表明，简爱（夏洛蒂）渴望的是爱，支撑她的自信心和独立意志的，却是职业。只有职业才是使她保持经济上的独立，不依赖于他人的唯一途径。很可惜，这种意识只是灵光一现，马上就被浪漫的爱情冲淡了。爱和渴望的主旋律越奏越响，甚至被加冕了神圣的光环。 当简爱得知罗切斯特的妻子仍然在世，他们无法合法地结成夫妇，她离开了桑菲尔德，来到荒原庄，找到了一份乡村女教师的工作，重新过起了自食其力的生活。但简爱仍然得不到内心的宁静，仍然感受不到幸福。怎样才能找到幸福呢？爱情，只有爱情，才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这是夏洛蒂给出的答案。一旦爱情被当作通往幸福的唯一渠道，它就不再限于温馨和美好的世俗情感，而被赋予了同宗教一样神圣、纯洁、高尚的品质。19世纪的英国，商业竞争日趋激烈，宗教情怀日渐淡薄，家庭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世俗神殿”的作用。[25]夏洛蒂的小说既是这种风尚的产物，又是为它推波助澜，使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力量。 小说在描述爱情的时候，反复运用宗教的语言。当简爱被罗切斯特捉摸不透的个性深为吸引，她将它形容为“神秘的深渊”，这个深渊使她“害怕退缩，就好像我正徘徊在火山似的群山中间，突然感到大地颤栗，接着就看到地面开裂了”（《简》：200）。这种痴迷与敬畏，激情与恐惧交融的情绪，显然是用宗教的体验来描述凡人的爱。而“大地颤栗”，“地面开裂”更是圣经里“神迹”出现时常见的词汇。爱情对于简爱，既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唯一源泉——“我的一切良好、真诚、热烈的感情，都是围绕着他而迸发的”（《简》：187）；又是生命之光，有了它，“月牙儿般微弱黯淡的生命明亮扩大”（《简》：156），失去它，生命就是“茫茫的黑夜”和“绝望的痉挛”（《简》：399）。爱情成了世上的光，跟从爱的，借用圣经语言——“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26]甚至成了宗教的替代品：“我未来的丈夫愈来愈成为我的整个世界，甚至不仅是世界，几乎成了我进入天堂的希望了。他简直使我顾不到再去想到宗教，就好像日蚀使人望不见青天白日一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眼里简直看不到上帝，而只看到他的造物，我把他当成了我的偶像”（《简》：296）。幸好，在简爱的内心深处，除了对个人幸福和被人认可的强烈渴望，还有理智的约束和宗教的自律，使她在关键时刻踩住了刹车，没有听任激情泛滥，做出她将来后悔的选择。 婚姻和爱情当然可能带给人幸福，也可能是最深厚、最成熟的情感，但是否妇女脱离困境、追求幸福的唯一途径？套上神圣冠冕的爱情是否令原本就易于幻想的女性读者更加不愿正视冷酷的现实？这些值得仔细斟酌的问题，没有进入夏洛蒂的视野。尽管简爱追求的绝不只是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是精神、思想和灵魂上的平等，然而，在爱情、自由、平等之间，不能划一简单的等号，争取独立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才是女性获得平等地位的真正途径。简爱在我们分析的三个人物中，是最重自我价值，最具独立意识的。但这样一位“自己在乎自己”，“越孤单，越无亲无友，越无人依靠，越是要尊重自己”的女子（《简》：343），作者为她所设想的出路，也不外乎理想化的家庭和爱情。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女子若要实现自我的价值，除了婚姻，别无他途。这样一个安排，是作家与意识形态之间，既抵制又依赖的复杂局面的反映，也透露出19世纪英国的中产阶级女子通过求职获取独立的艰难。 然而，我们不能苛求夏洛蒂。她勇敢地直面现实，却只看到一片铅灰的黯淡。正因为见不到光明，才要想象出一种光明来。这是逃避，却是无可奈何的逃避。了解了她在职场中的经历，我们便可体会这逃避背后的辛酸与悲哀。家庭教师是她不拿手也不喜欢的职业，却不得不从事；写作是她既擅长又热爱的工作，却为常理所不容许。夏洛蒂曾将自己的作品寄给桂冠诗人骚赛，却得到不可沉溺于白日梦的劝诫：“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女子的终生事业。她越是克尽本分，就越没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哪怕只是把它当做才艺或者消遣也抽不出工夫”（Life: 123）。 有评家指出，夏洛蒂笔下的女主人公，无论是简爱，还是维莱特，甚至包括谢利，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物，同一个自我，同一个夏洛蒂：她的小说“不是理智的思考，而是心灵的呼喊；不是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诊断，而是不知不觉中的自我呈现。”[27]不错，简爱就是夏洛蒂，她的精神和灵魂，梦想和渴望都灌注在这个人物身上。然而，除了在洛伍德学校的一段，《简爱》叙说的，不是已经发生的故事，而是作者希望发生，却没有发生，想要获得却无法获得的经历。她想要什么？想要被爱，被尊重，被平等对待。可是，这对于当时从事家庭教师的中产阶级女子而言，实在是痴人说梦的奢望！于是，夏洛蒂只能用隐晦的笔法，以虚构的方式来倾吐她内心的渴念。需要说明一点，现实生活中的作者并没有陷溺于浪漫爱情的幻想中，而是和两个妹妹一起，耐心、细致、艰难地拓宽了女性职业的另一条道路——写作。勃朗特姐妹的艺术创作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女性困境的方案，但至少找到了暴露、宣泄和转移痛苦的渠道，即弗洛伊德所谓使痛苦得到解脱的“更巧妙、更高尚的方式”。[28]相比那些贫困交加中抑郁辞世或是疯人院苦度残年的家庭女教师，她们还算是幸运的。 如果说折磨简·费尔法克斯的是恐惧，摧残艾格妮丝的是痛苦，那么在简爱那里，主导的情绪就是躁动不安的欲望。恐惧（fear）、痛苦（pain）和欲望（desire）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情绪，所不同者：恐惧，是事件尚未发生，因为不合自己的意愿，害怕它发生；痛苦是事件已然发生，因为不合自己的意愿，而感到压抑和难受；而欲望，则是盼望事态的发展符合自己的意愿。在某种意义上，欲望是转移痛苦的一种方式，因为有所期盼，所以将痛苦冷却、淡忘或埋藏。造成痛苦的原因，有我们分析的种种客观因素——女子地位低下，劳动价值遭到贬低，教育不受重视，传统的女德束缚等等，又有因此客观原因而产生的主观想象：简的职业恐惧症，艾格妮丝的天真幻想，简爱的婚姻圣殿和爱情桃源。想象既可能是加重痛苦的根源，也可能是部分消除和转移痛苦的途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痛苦里含有想象的成分，便以为它是夸张的，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女子地位地下，无力把握自身命运的事实，才产生了如此痛苦、微妙、复杂的心理——想象不仅扎根于现实，是构成现实的一部分，也是揭露和反抗现实的手段。 历史的年轮虽然倾轧了许多景象，碾碎了成千上万的街道和建筑，侵蚀和改变了一些制度和习俗，然而，奥斯丁、安妮和夏洛蒂这三位女作家，以同情的目光和深入的洞察力，或以敏感的触觉和切身的体会，替后人保留的英国家庭女教师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图景，依然鲜活逼真，扣人心弦。有屈辱，就有呐喊，有呐喊，就有觉醒。当然，这是一个漫长、曲折而复杂的过程，而且压迫/奋斗、屈服/抗争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与父权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了奇特的既抵制又依赖的张力关系。借用福柯的话，它既是父权的“工具和效果”，又是父权的“障碍、绊脚石、抵制力以及反抗策略的起点。”[29]但不容质疑的是，正是这些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子在屈辱中奋斗求存的呐喊和抗争，逐渐引起了社会的注意，唤醒了人们的良知，使得女性在婚姻、职业、法律、教育、选举等方面应该享有的权利开始进入公众讨论的话题，并由此揭开了19世纪下半叶女性冲破意识形态的铁网，追求平等权利的序幕。 [作者简介] 周颖，女，197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副研究员，英美文学博士，近期发表论文：《“无边的”语境——解构症结再探》，《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克兰福镇》的反讽——与米勒先生商榷”，《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09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