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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与现实的痛苦: 1800-1850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教师(2)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外国文学评论》 2012 周颖 参加讨论

    简·费尔法克斯的恐惧
    在奥斯丁的小说《爱玛》里边,有一位人人称赞的女孩,连眼光挑剔的爱玛也不得不承认她优雅大方,甚至还让自信的她心生忌妒。这位姑娘便是简·费尔法克斯。
    爱玛不喜欢简。照她自己的说法,简太矜持,太谨慎,太彬彬有礼,然而简的亮相,正是通过她的眼睛:个子高挑,身段匀称,五官秀丽,肤色白净。真正令爱玛叹服,暂时放下她的忌妒来欣赏和赞美的,是简优雅的仪表与风度:“简·费尔法克斯优雅大方得很,真可以说是优雅得令人刮目相看了,而爱玛自己最最看重的恰恰就是优雅。……那是一种以优雅为主旨风格的美,按照她所主张的一切原则来看,正是自己必须加以顶礼膜拜的”。[3]由此可见,简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斯文有礼,完全符合当时大家闺秀的审美判断和道德标准。倘若那个时候上流社会的母亲想替女儿找一个模子,恐怕非简莫可了。
    可惜,这样一个理想的淑女(lady),却没有当淑女的命。她的人生道路另有一番安排:“上校打算把简培养成一名教师”(《爱》:137)。我们注意,这里是“上校打算”,不是简自己打算。寄人篱下的她没有“自己打算”的可能,只有被动接受的命运。对于这个职业规划,简很不满意,不只不满意,还忧心忡忡,思前虑后。小说第17章,发生在简和埃尔顿夫人之间的一场对话,表达了她内心深处对这份职业的无限恐惧。虚荣的埃尔顿夫人以简的保护人自居,到处为她张罗职位,而后者因为和弗兰克的爱情有望逃离教师行业,又不便道出实情,只好委蛇敷衍,再三推脱。她叫埃尔顿夫人不必过于操心,等真正有了需要,她可以去伦敦找一份这样的工作:“伦敦自有这种地方,叫什么所来着,去问问的话很快就会有着落的——那里介绍人家出卖的说不上是血肉之躯,要出卖人的才干尽可以到那儿找。”接着她又将介绍家庭女教师的行业跟贩卖奴隶的比较:“干这一行的,罪过固然大不一样,可是要问受害者的痛苦哪个大些,那我就不敢说了”(《爱》:259)。言下之意,家庭教师的痛苦竟可能甚于奴隶。
    一向温文尔雅的简,为何反应如此激动,措辞如此强烈?简把教书称作“出卖才干”,把自己的才华比作待价而沽的商品,意味着这个工作在她心目中就是尊严丧尽的金钱交易关系。奥斯丁在小说里没有明确提到家庭教师的工资,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假如简从事这份职业,第一个要面对的困难就是贫穷。普通家庭女教师的年薪在30镑左右,[4]而且极不稳定,做完上家寻不着下家是很常见的现象。
    报酬为什么低廉?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妇女的劳动价值遭到持续贬低,而成年男子的工作价值得到尊崇和强调。[5]当生产方式从手工作坊向机器大生产过渡时,这一点在中产阶级妇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家庭作坊时代的妇女不仅同丈夫一起从事纺线、织布、印染等工作,还要承担酒酿、烘培、缝补、腌制等劳作,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不亚于她的配偶。到了机器革命时代,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使许多中产阶级女子从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闲暇,但同时也蜕变成了“一件奢侈品,而不是支撑家庭经济的资源”。[6]所以,女子的经济地位反而出现了历史的倒退。与此同时,商业经济所特有的投机性和不稳定性使这个阶层的妻女分化为两类:一类为衣食无忧、讲究闲情雅致的女子,属于上层中产阶级(upper middle class);另一类为下层中产阶级(lower middle class),由于家境窘迫或家道中落,被抛入职场,被迫选择独立。既然中上层女子被整体地排斥在生产领域之外,既然她的社会作用,“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只是作为一个鲜活的证据来证实丈夫的社会地位”,[7]职场女子的劳动价值也就“理所当然”地遭到贬低。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女子的教育不受重视。19世纪的英国,男孩作为家庭的支柱,背负着家人殷切的期望,较早接受正规的教育,学习和他人相处,接触现实社会。女子呢,主要的职责被认为是持家,管理仆人,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养儿育女等等,她的教育,自然不如兄弟那样受到重视,往往是马马虎虎地对付。她们所习课程,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名目虽然繁多,涉及声乐艺术、文史地理、各国文字、女红编织等等,好像无所不包,实际上对于任何一门知识都没有深入的钻研,对于生活中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也缺乏反复的实践。大多女孩到了十六岁的年纪,不过会几首琴曲,能作几幅画,懂一点法文,而进入职场真正需要的社会经验、知识和技能,却几乎一片空白。
    家庭女教师的工资既然低廉,为何仍有激烈的竞争?因为在19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女子可以选择的职业非常有限。用哈丽雅特·马蒂诺(Harriet Martineau)的话来讲,“除了教书,当裁缝,做女帽商,别无他路。”[8]在这些工种里,家庭女教师被认为是最体面的。据说因为她们用脑,而不是用手工作。“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东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在对劳动的歧视上倒是惊人的一致。所以,尽管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里已经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9]再过90年,马克思将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提升劳动的地位,甚至作为人之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特征,但这是贤哲们的先知先觉,在奥斯丁写作的时代,普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劳作乃下贱者为之的阶段。最斯文最体面的工作,也鲜有女性坦然快慰地接受,这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再一次向我们暗示了落魄中产阶级女子生存的艰难。
    相比物质的贫穷,精神的痛苦更令人难以忍受。家庭教师的痛苦甚于奴仆和奴隶,听来很夸张,其实不难理解。她的位置很尴尬,介乎淑女与奴仆之间:按出身和教养,是一位淑女,按替人服务和索取报酬的性质,又和仆人相类。仆人非常明确自己的身份,不存在心理上的不平衡。家庭女教师呢,希望与雇主平等,却难以达到真正的平等,渴望被人尊重,又很少受到真正的尊重。从身份论,她是统治者的一员,从财产论,又近乎无产者,其境遇可能还不如无产者,因为工友们还能相联合,通声气,形成一股力量。她去联合谁呢?连个说贴己话的人也没有。每个家庭女教师都是单兵作战,一旦接受了邀请,就孤零零地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倘若雇主态度傲慢,仆人刻意刁难,她便跟那进了风箱的老鼠一样,只好“两头受气”了。假如再生性敏感,无法排遣的孤独与压抑自然就必不可免。根据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三大痛苦之源,一为肉身衰亡,二为外界破坏,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三者中,要属最末一种最为痛苦。[10]所以,简面临的最大困扰,是这个职业可能带来的尴尬的人际关系和由此而生的精神压力。
    然而,简毕竟从未跨入家庭女教师的行业,从未亲尝其中的甘苦,她的悒悒不乐,心事重重,甚至所谓“甚于奴隶的痛苦”,主要是停留在想象层面的臆测。摧残她身心的,更多是臆想而来的恐惧和担忧。
    小说有一段谈到简对于职业的态度,用的全是宗教语汇:“她怀着见习修女般的虔诚,决定在二十一岁上完成献身的大业,同时放弃所有的人生欢乐、所有的礼尚往来,不求与人平等相待,不求宁静与希望,甘愿永久从事忏悔与苦修”(《爱》,138)。将家庭女教师比作修女,倒也并非夸张之辞。比奥斯丁晚生20年的女作家詹姆森夫人说得更直接:“要让一位女子胜任家庭教师的工作,就必须把她放到与世隔绝的修道院里接受教育——好让她从小习惯贫穷、纪律和各种苦差。”[11]但是,有过4年家教经历的詹姆森夫人,是切身体验后才抒发肺腑之言。简不一样,她对职业的理解源自纯粹的想象。所以,奥斯丁的语气耐人寻味:一方面她对简怀有同情的理解,对她那言过其实的痛苦和强加于自己的恐惧,又实在不以为然,不免于同情中掺一点戏谑。痛苦在这里既有现实的依据,也有想象的成分。想象的痛苦也许更形恐惧,尤其是对于不肯正视和面对现实的女子。
    简虽然从小选择了人生的道路,可真到了这一刻,却裹足不前,犹疑不决。她始终在观望,在等待,在逃避。小说里说她“十八九岁时,做教师已经很称职了”。但她继续呆在上校家里,“像另一个女儿似的分享着上流社会所有的正当的乐趣,家庭的温馨与社交的愉悦也都能公平地一一感受到”(《爱》,137)。等到上校女儿出了嫁,小说写她又患了病。其实,拖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看到了希望:简遇上了年轻少爷弗兰克,与他私定终身,期待通过婚姻来摆脱家庭教师的宿命。
    简的职业恐惧症,透示的不仅是个人心理,而且是这个社会的集体意识。与简朝夕相处的上校一家,一再把简自谋生路称为“令人心碎的日子”、“悲惨的时刻”。爱玛拜访简·费尔法克斯时,一边为简的优雅大方感到惊讶,一边为她前程“黯淡”暗自惋惜:“她会从何等样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她今后将过什么样的日子”(《爱》,140)。从这同情和惋惜的目光里折射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奥斯丁时代的女子,往往被视为传承和炫耀财富的工具,被当做“衡量丈夫或父亲的富有程度及社会地位的主要标尺。”[12]所以,女子从业,大多不是为了追求独立和平等的地位。如果哪位女士需要自谋出路了,那一定是环境所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因为有闲(leisure)才是社会地位的标志。不仅贵族有闲,中产阶级的男士也以能够供养生活无忧的女士为荣。[13]一个有身份的女子,无所依托,不得不赚钱养活自己,实乃人生之大不幸也。在这一点上,简的见识跟愚昧无知的埃尔顿夫人,并无实质的区别。这正应了詹姆森夫人的那句话,偏见对于女子的束缚,“是同法律和习俗一样顽固,甚至是更顽固的枷锁。”[14]
    奥斯丁给简安排了一个喜剧的结局:她和弗兰克的误会最终得以澄清,无需自谋生路,回到了上校坎贝尔的府上,重又过起了舒舒服服的生活,静候佳期的到来。简的态度和命运,反映了19世纪的女性处于依附地位并习惯于依附的事实,展现了某一个女性群体共有的紧张心理。简的担忧、害怕以及对未来的悲观预测,一方面确有其因:薪酬微薄导致的贫穷,精神压力造成的心理创伤,使家庭女教师的处境极为艰难;另一方面,如此深的畏惧,也有她自己在帮忙——舍不得放弃舒适和安逸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她认同给她带来伤害的标准。
    然而,简的境遇仍然值得我们同情。这个时期中产阶级女子的境遇,恰如一只久囚于笼的小鸟,视野就那么宽,阅历就那么深,一旦铁笼忽然破开了一个口子,想叫它在浩瀚的天宇下,像雄鹰一样振翅高飞,展翼翱翔,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往日的束缚仍在心头,叫它左顾右盼,战战兢兢,新的约束又接踵而至,使它如履薄冰,举步维艰,如此窘境之下,有时迷了双眼,将猫当作了老虎,应该算是情有可原,更何况猫对于那孱弱的小鸟,也往往构成致命的威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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