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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注意到，移动作为《恋爱中的女人》中欲望的形象表达，它还借助语义的含义隐喻地再现了特定社会生活的具体情景，让作品从对婚姻本质的思考进入了有关反社会和现代主义文明和城市的逃离主题。 《恋爱中的女人》写作于劳伦斯与弗丽达浪迹欧洲的旅居生活中，与弗丽达的情事和私奔似乎成为劳伦斯发抗社会的宣言，他后来的作品大都是对他这种反抗的隐喻。同时，欧洲之行中喷薄的生命力和血性，也使作者产生了对生命与婚姻关系的某种顿悟。小说中最得作家肯定的那对儿恋人伯金和厄休拉似乎就是通过出游和出走而结成了牢固的夫妻关系，而且进入了彼此生命的深处。伯金对生存和生活本质的思考别有意味，他对厄休拉的一番话，几乎完全印证了劳伦斯本人在那个年代的某些极端的感受： “你想要转悠到哪儿去呢？”她问。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肯定要遇到你，然后肯定要出走，就只是往远处走。” “可能上哪儿呢？”她焦急地问。“说到底，只有这么个世界，哪儿都远不到哪儿去。” “可是，”他说。“我就愿意和你一起走，去不知道的地方。宁愿就只是去不知道的地方转悠，就是要去这不知道的地方。人愿意从世界的什么地方转悠出去，进入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地方。”[⑰] （伯金说） “……人应该浪迹天涯，而不是固定生活在一个地方。我不需要固定的地方。只要你有了一间屋子，什么都全了，你就想从那儿跑掉。……固定的环境专横得可怕，每件家具都是一块控制你的戒石。”[⑱] （伯金说） 构思《恋爱中的女人》的日子，是劳伦斯癫狂而忧愤的日子。从1915年开始，劳伦斯的精神趋于疯狂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作家和整个英国都受到了震动，身边的一切失败让劳伦斯陷入惶惶的绝望。劳伦斯的反战情绪和妻子的德国出身让他遭受当局的迫害；他的重要作品《虹》于1915年9月出版，11月即遭官方查禁；他与不少朋友交了恶，还和罗素公开论战，与妻子弗丽达也是口角不断；其间他本人还经常受到肺病的侵扰。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国社会、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之间出现的断裂（这一点在《恋爱中的女人》中有关杰拉尔德的章节中有着不同寻常的描写），工业化对劳伦斯赞美的以农村价值观为基础的乡镇生活的冲击，特别是大战带来的危机使劳伦斯萌发了对人类社会的莫名失望和憎恶，使他对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充满了强烈的敌意，他在许多散文和给友人的信件中都表达了小说中带有的这种绝望和消极的情绪。在《归乡愁思》中劳伦斯写道：“大战（指一次大战）之后，英国的尊严在全球大大折损了。……在外边你几乎很难碰上哪个英国人对他的故乡不深感焦虑、恶心甚至蔑视的”；“英国在我眼中的确是变软了，腐烂了。……那所谓的‘优越’就更是虚假到抽风的地步了。”[⑲]这种感觉正像约翰·沃森教授对作品所作的分析：“……《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他自己（劳伦斯）有意与社会相隔绝的一种回应和他个人‘挣扎’的记录……代表了他思想观念上对所处社会的憎恶。”[⑳]这里，劳伦斯“要否定的是一种文化、一个国家或是（整个）社会。”[21] 因而，逃逸似乎就是我们对《恋爱中的女人》后半部中大量设置的主人公“移动”欲望的语义学意义的最好解释。这就像厄休拉随伯金出走欧洲大陆，逃离了让他们备感压抑的现实之后的轻松心情（这一点与劳伦斯和弗丽达当年的私奔颇为相像），当厄休拉终于在月黑风高的夜晚站在船尾，感受着海的律动，望着英格兰海岸闪烁着的孤寂细碎的灯光，就像在望着不知何处的海岸，她这才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从麻醉的沉睡中搅醒了。对此，伯金的解读更切合叙事者对故乡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都说虱子会从要死的人身上爬开，”伯金说着，眼睛里闪过一丝痛苦。“所以，我离开了英国。”[22] 几位主人公逃逸的欲望里夹杂的是文明的痛苦。那个志得意满的杰拉尔德早年同样也非常仇恨他的生活环境，在肖特兰兹，他总能听到机车的嘎拉嘎拉的声音和喷气声，但是他就没留心过这些，他的眼光转向了威利湖远处的乡村和林地。他根本无视黑色工业的大趋势对家园的冲击。在他眼里这世界真是一片荒原，而他骨子里想望的却是一种原始野性。这一点或许也能为他成年后在短期的伦敦生活的放荡不羁寻出可以解释的理由。然而对一个矿业巨子、一个最终通过完善组织的手段，一种运作精妙而和谐的机械装置完成了那种无可阻挡又残酷无情的开采目的的成功企业家来说，最终确实是现代机械文明扰乱了他理想的自由生活，逼得他身心俱裂，走上了疯狂移动的不归路。 《恋爱中的女人》中，与现代化形影相随的从来就没有英雄式的壮举，相反，它招致的是主人公所得价值的自毁，是无可救要的历史厄运。作品中，“叙述者使用了诸如‘不定形的’、……‘易碎的’、‘有魔力的’和‘废弃的’这样的词汇去创造他的视界，同时这些词汇也强化了对这个异己的、地狱似的世界的感知。”[23]反城市、反现代化、抵抗现代工业世界的信息伴随着主人公的衰亡感在小说中聚合在一起，共同融入了死亡的主题： ……终于，他们进入了车站巨大的拱顶下，汇入了伦敦的可怕阴影中了。伯金缩成一团——他到伦敦了。 “你没觉得像是被打入地狱了？”伯金问道，他们坐在小小的疾驰着的车里，望着外面丑陋的大街。 “没有。”杰拉尔德笑着说。 “这是真正的死亡。”伯金说。[24] 杰拉尔德的女朋友古德伦也是反城市的认同者。可她就像出于生命的欲望去融入矿工的人流中一样，大都市的风雅生活迎合的是她的消亡的意志，她死亡的本能。 古德伦讨厌这家咖啡馆，可总得回到这里，就像她熟悉的许多艺术家也得来这儿。她厌恶那里小里小器的气氛，那里的堕落、猜忌和艺术都是小里小器的。可是只要她在伦敦，她总会再次造访。她似乎必须要回到那个狭小的缓缓崩溃和消亡的漩涡中心，只是为了送去一瞥。[25] 而对杰拉尔德这个社会的幸运儿来说，他对生存的困惑和仇视是来自矿业改革所必需的管理方式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之间的断裂。这种冲突的焦点似乎并不在经济范畴，而是社会－文化问题。小说描述说，杰拉尔德接管煤矿并不是为了钱，他根本不在意钱。他既不炫耀，也不奢华，也不在意社会地位，这些都不是最终目的。他要的是在与自然条件的斗争中彻底实现他自己的意志，实现他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欲望。这也就是劳伦斯的批评者所注意到的，《恋爱中的女人》“让读者震惊的是劳伦斯自我意识中的肉体感知和自我感知。”[26]可是小说描写的严苛的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最终泯灭的恰恰又是恣意张扬的个性和人自由自在的心灵。其间描绘的杰拉尔德那种种身不由己的生活，那种对自我的无视，真像作品中所描述的，“这个“我”是旧话了，是死词儿。”[27] 随之而来的是痛失自我的杰拉尔德和伯金表达的与社会的势不两立和咬牙切齿的仇恨。“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28]伯金对厄休拉如是说。这话与当年作家的消极情绪颇为吻合。1915年，劳伦斯的《虹》被官方指控并被下令禁售，这部优秀的作品被称为“令人生厌的阳物崇拜”，没有存在的权利。狂怒的劳伦斯致信友人说，这个该死、自私、可鄙、爬行的杂种世界，竟然不容纳一个人的作品，甚至还不允许他生存。而他要的是肉体上、灵魂上、精神上的绝对自由。英国被他称作“可诅咒的地方”，“魔鬼的国度”，是个人人心里存有仇恨的地方，声称仇恨又必定会以种种方式发泄出来。显而易见，《恋爱中的女人》表达的绝非是对现代都市抱有怀旧情怀的一般反感，而是对现代化（工业主义）的彻底仇恨。游荡在城市文明与旷野乡村、知性与血性之间的两对年轻人，以他们对现存世界的逃离和背弃诠释着一代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荒原的批判。 我们在《恋爱中的女人》中看到的杰拉尔德与伯金的愤世嫉俗泄露的就是这种仇恨，小说还特别指出杰拉尔德对既定秩序的反抗，是其兴致之所在，而那是毁灭性的反抗。对杰拉尔德这种把意志看成是以征服世界为目的的人来说，他的欲望是无限度的，对古德伦的爱欲到了足足要掐死她的地步，要把她的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而对自由世界的探寻，也是以无限移动的欲望完成了对有限生命的终极挑战。在蒂罗尔那个四面环绕着陡峭山坡和悬崖峭壁的雪谷洼地，杰拉尔德—— 他很虚弱，可是他不想停下来，只想走啊，走啊，直到尽头。永远不再停留，直到他走到尽头，这是他剩下的全部欲望。就这样，他漂呀，漂呀，毫无知觉，虚弱无力，不思不想，只要能继续不停地走下去。[29] 直到他的灵魂化作了碎片，沉入了永久的梦乡。这真应了伯金的话——“欲望是神圣的！”而在第28章，伯金那些所谓的艺术界的朋友们极尽讽刺引用的伯金的言论（书信），早就为欲望指出了最终的归宿——“每一个种族都有一个阶段……那时，毁灭的欲望会战胜其他所有的欲望。具体到个人，这种欲望就是最终的自我毁灭欲。”）[30] 杰拉尔德性格中明显的情绪狂乱和精神分裂，那种径直滑向耗尽生命的死亡欲望是作者批判激情的形象表述，代表着深层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治潜意识，它评判的是主人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本来杰拉尔德是个有意志力和对现实的理解力的人，照古德伦的话说，他有从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本事，能解决现代世界的工业主义问题，重新组织工业体系，还能超越原本是必然的结局。可他还是得服从于德行、正义、与最终目标的需要。这无异于说，是“杰拉尔德作为体现某种秩序的个性象征和个性自毁性的矛盾性为小说的悲剧性质提供了解释。”[31]从杰拉尔德绝对的个人主义到心甘情愿的主体的消亡（这种描写似乎对应了当代理论的热点），这其间承载了多少幻灭和绝望？这岂是疯狂的“移动”就能摆脱的？其实，作者早在小说开篇不久就预示了这种移动的结局： ——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这里人的关系就像摆好的一盘棋，人物也类似，国际象棋的女王、骑士、卒子，现今的和几百年前的一样，相同的人物在编排好的棋路中无数次地移动。但是这棋路人尽皆知，走法儿像疯子，把人耗得筋疲力尽。[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