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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实可信的情节虚构 《朝圣》的文类复调结构是作者依据文类特征和情节需求对小说创作方式所做的积极探索。桑塔格在小说中采用“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的写作手法，不是要模糊散文、评论和小说的文类界限，而是要借助它们的区别和联系，通过引入非小说文学种类的手法来突破小说表达的局限，提升作品的美学效果。通常，小说的情节是一系列有着因果关系的事件。福斯特(E. M. Forster)曾说：“情节是小说讲求逻辑、诉诸智识的层面；它需要谜团，不过这些谜团在后文中一定要解决……。”(2005：95)《朝圣》一开头，叙述者说道：“关于我和他会见的一切都让我羞愧难当。”(Sontag，1987:38)作者用这一句话设置悬念并奠定全文的情感基调后，暂时搁下朝圣故事不谈，转而去描述主人公与家人、环境的疏离状态。作者本可以痛快地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解释“羞愧”的原因，但她悬置了这个谜团，在不逾矩的情况下将小说叙述和朝圣故事拉开距离，情节的容量也随之被扩大，为融入“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另外，情节的因果关系又为各文类所叙事件互不抵牾地结为一体提供了逻辑上的保障。小说的“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拜见托马斯·曼”3个看似独立的部分内隐了情节的因果链：疏离——除根——朝圣。“少年往事”表现了主人公对其生存环境和当时文化氛围的疏离和否定，“欧洲艺术批评”体现了她借助欧洲文化去除粗俗文化之根的努力，而“朝圣”则表明了她对艺术彼岸的渴望和肯定，情节的因果链把单个事件连成逻辑严谨的小说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要求小说遵循“有伏线必有照应”的创作原则，在后文中，《朝圣》通过丰富的心理描写揭示了“羞愧”源于主人公对艺术崇拜纯粹性的坚持。在这个14岁女孩的心中，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属于神圣的艺术世界，拜见托马斯·曼意味着将文学世界里的圣人粗暴地拽到现实生活中，生活和艺术不必也不应有这样的交集。 生活是艺术的土壤，作家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修剪、嫁接、加工现实生活，培育成理想中的艺术之树，再种入生活这片土壤，让它焕发出生命的光芒。《朝圣》就是这样一棵艺术之树，它通过文类复调结构对情节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微妙关系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小说中，叙述者“我”即是女主人公，采用回顾性叙述模式，从母亲再婚这件事说起，简约隐晦地交代了“生父的缺席”“母亲的冷漠”“爱尔兰保姆”“继父的姓氏”“从图森到加利福尼亚”等背景信息。 桑塔格上尉在图森和我们成了一家人。第二年，我们这个重组家庭的所有成员——母亲，继父，小妹妹，小狗，过去就待在我家里、只在名义上领取工资的爱尔兰保姆，加上总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我——搬出了我们在图森市郊一条泥路边的灰泥粉刷的平房，搬进了圣费尔南多谷口一间安装了百叶窗帘的舒适小屋，屋旁有蔷薇树篱和三棵白桦树。(Sontag，1987：38) 细读上述文字，读者便可发现这是桑塔格自己的人生经历。作者在小说中融入自己的经历，为作品留下了纪实性写作的印记，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又赋予它回忆文章的形式。正因如此，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它是回忆性或自传性散文。美国学者塞尔斯(Sohnya Sayres)在其著作的参考文献中将《朝圣》划归为自传性散文，并指出，“从多方面看，《朝圣》是对她那匆匆忙忙、充满紧迫感的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1990：27)传记作家卡尔·罗利森也把《朝圣》视为纪实作品：“十二岁的时候，她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服满’她在回忆文章《朝圣》中所说的童年的‘刑期’。”(2009：15) 事实上，《朝圣》有明显的虚构痕迹，并非纪实写作，罗利森等人混淆了小说中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首先，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并不一定是作者，读者不能依据作品所呈现的信息、情感、观点等来定义生活中写作的人。桑塔格反复指出，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她的作品十分必要，那个写作着的“她”并不等同于生活中的“她”。(Sontag，2001：259-260)在196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桑塔格这样写道：“我在完成一篇关于《O的故事》的评论文章，长达35页。现在写完了。然而，我却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句话。文章写得很有趣，或许也很有价值，但我看不出它有多真实”。(Lopate，2009:9)此外，虚构作品中的“我”也并非就是桑塔格本人，“叙述者与作者的这种区分，即使对于那些带有作者某些个人色彩的叙事作品也不例外”。(谭君强，2008：53)《朝圣》虽以真实事件为蓝本，但女主人公“我”却是基于原型人物的艺术创造，正如作者所说：“创作就是疏离自我、模拟别人。即使是写真正发生在我生活里的事件，如《朝圣》和《中国旅行计划》中所叙述的那个‘我’，也不是真正的我”。(Sontag & Hirsch, 1995)其次，从事实考证的角度看，文本中的人物、谈话细节与作者日记内容不相符。比如，桑塔格并未在1947年的日记中提及与曼会面一事。直到1949年12月28日，时值《魔山》出版25周年，桑塔格才在日记中写下一篇她与伙伴E.和F.一起拜会曼的文字，但所记录的谈话细节与《朝圣》中相关内容差别很大。此外，在195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桑塔格仔细梳理了她记忆中的童年往事，以备忘录形式逐条记录了儿时的各色人物和事件。日记的编辑大卫·里夫(David Reiff)曾指出：“除了一些访谈和少数富有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外，只有桑塔格于1957年1月在日记中写下的‘童年札记’是最接近自传的文字，她把对童年的回忆写成了具有意识流风格的笔记式长文。”(2008：104)然而，就是这份连门口杂货店老板儿子的名字都记录在案的札记却没有提到小说的另一主角梅里尔(Merril)——“我”的密友。这些资料细节都指向一个事实，即《朝圣》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纪实作品，而是作者依据儿时经历创作的短篇小说，正如她对著名作家爱德华·霍克斯所说的：“……14岁时，我被人拉去见了托马斯·曼一面，我把这个经历写进了一则题为《朝圣》的短篇小说”。(Sontag & Hirsch，1995) 虽然《朝圣》并非纪实写作，但它借助文类复调结构、少量的事实写作和独特的叙述者，获得了纪实写作的美学效果，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感。小说中，“少年往事”涉及的事件并不多，时间跨度也只有3年(1945-1947)。小说始终没有提及主人公的姓名，只由叙述者强调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孩。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讲述者，也是虚构作品的功能性元素。他(她)通过控制聚焦方式、叙述速度等来调节自身与故事、情境、人物、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热奈特认为叙述者至少具有以下4种功能：叙述、交流、证实和说服。(Genette，1980：255-259)当作者希望读者相信文本讲述的故事时，他(她)会采用独特的叙事手法来表明叙述的人和事确实存在、真实可靠。苏珊·桑塔格本名为苏珊·罗森布拉特，5岁时，她父亲患肺结核客死中国天津；1945年，她母亲再婚，嫁给了空军上尉内森·桑塔格，之后苏珊便使用继父的姓氏。在《朝圣》中，叙述者“我”在介绍自己的家庭背景时，讲述了作者的某些真实经历，并通过继父出场这一细节，直接提到作者的姓氏——桑塔格。在叙事交流的过程中，读者会依据文本内容自主构建出一个作者形象，叙事理论将这一形象称为隐含作者。艾伯特(H. Porter Abbott)认为：“隐含作者是依据‘构建’起文本的情感、信息、知识和观念而建立起的综合感觉。”(2007:77)应该说，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既是文本的编码者，以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写作，有时甚至用真实作者并不认同的情感、信息、知识和观念构建文本，同时又是隐含在作品中可供读者推导的作者形象。清晰区分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是当代叙事学关注的重要方面。然而，《朝圣》借助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和少量事实写作巧妙地掩饰了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别，读者容易依据“我”叙述的某些事实构建出一位与真实作者桑塔格一样的隐含作者，从而认定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这种独特的叙述方法极易在读者心中打造出一个“四位一体”的叙述者，即叙述者、主人公、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叠合为同一个人。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小说的虚构成分，在部分读者心中建立起小说背景与特定历史时代、主人公与真实历史人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说，桑塔格借助独特的叙述者和叙事技巧，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不着痕迹地结为一体，成功地在小说中打造出与“回忆性散文”及其所表现的艺术对象“少年往事”相适应的纪实性美学特质，这些美学特质使读者产生了关于作品相应的美学印象。 如果说“疏离”部分用“回忆性散文”描绘了主人公生活的物质世界，凸显了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除根”部分则用“艺术评论”勾勒出她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强调了艺术也是对生活的夸张和变形。“欧洲艺术批评”部分顺着情节的线索，从孩童的视角批判性地看待主人公正在经历的欧洲文化启蒙，使文本具有艺术评论的美学特质，给研究者留下《朝圣》是批评散文的印象。利兰德·波格就将《朝圣》收录在他编撰的《苏珊·桑塔格资料辑录：1948-1992》的“批评散文、论文及书评”专辑，而不是“短篇小说”专辑中。波格的著作详细记录了多种语言版本的桑塔格作品、研究资料目录、出版细节和内容梗概，其中，“批评散文、论文及书评专辑涵盖了桑塔格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和评论文章”。(Poague，2000：xii)桑塔格的评论文章素以博学、敏锐著称，她早年的批评名作《论摄影》(1977)和《疾病的隐喻》(1978)多次论及《魔山》，文字犀利老辣，真知灼见随处可见。然而，小说中的“欧洲艺术批评”却并非如此，它完全基于一个14岁孩子对《魔山》的粗浅印象：“作者用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态把汉斯描绘成一个头脑简单、过分诚恳、容易调教、普通平凡的人(以真实的标准来看，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Sontag，1987：42)小说中，主人公解读《魔山》的基本路径是拿自己和汉斯做对比，将汉斯当作标尺来度量自己，这样的评论显得主观、褊狭，却十分符合14岁孩子的认知习惯和心理特征。“欧洲艺术批评”是小说人物对欧洲文化的评论，并未体现桑塔格的批评趣味，它是小说艺术真实中的精彩一笔。为了使小说中的艺术评论与主人公的特征契合一致，桑塔格隐藏起自己的批评锋芒，通过夸张和变形手法使“欧洲艺术批评”充满童趣，以此来展现主人公的审美视野和艺术趣味，为小说叙事以及人物刻画服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