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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创伤：克隆群体伤痛体验的宣称 《千万别让我走》可以看作凯西的个人回忆录，但是在书写个体创伤历史的同时，她也将克隆同胞的集体历史编织进去，书写了他们被剥削和暴力宰割的历史。她的回忆录也就成为记载文化创伤的集体记忆。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将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界定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2004：1)在他看来，文化创伤是强烈的、持久的、难以磨灭的，是对个体和群体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痛苦体验和经历。文化创伤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具有的群体维度，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体验，涉及到群体的认同。 显然，小说中的伤痛经历不仅属于凯西个人，也属于整个克隆群体——他们整体被剥削和宰割。克隆人渴求生命，希望延迟器官捐赠时间；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希望像正常人那样实现职业理想。然而，被给定的命运、被缩短的生命、被拒绝的未来和梦想、被宰割的赤裸现实，这一切让他们既痛苦又无力反抗，只能自我贬低和默默承受命运。小说对群体受伤体验的书写是显而易见的。 在亚历山大看来，文化创伤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其独特性在于自觉的文化建构过程，亦即它是对特定经验的特定书写和再现，具有自觉性和反思性。个体、群体的伤痛只有经过自觉反思和文化意义的建构才能上升为文化创伤。那么小说中克隆群体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的伤痛，并对它进行反思和再现，最终将它建构为集体的文化创伤呢？答案是肯定的。 文化创伤虽然常常指涉群体的伤痛，但其承受者一般是群体中的个体。笔者认为，汤米这一人物形象代表了克隆群体对伤痛和自身悲剧命运由潜意识、不自觉感知到有意识认知和反思的逐渐转变。还是孩童时，汤米就经常发脾气，周围的学生和监护人都对此迷惑不解。但多年后，当汤米与凯西弄清器官捐赠的真相后，他的火爆脾气再度发作：他如疯子般在黑夜里“狂怒、大叫，挥着拳头，踢着双脚，”他的脸由于“狂怒而被扭曲”。(274)凯西对汤米说：“在黑尔什姆，你常常那样地发脾气，我们都不理解。我们都不理解你怎能那样地生气。我刚刚有了一个观点，其实仅仅是一个想法。我在想，你常常那样生气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你总是知道。”(275，斜体为原文所有)凯西认为，孩童时的汤米在潜意识中感知到克隆群体被剥削和宰割的实情。笔者认为汤米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角色，他童年期的脾气发作是受压迫者的伤痛症状和对伤痛的潜意识感知。如果说童年时期的汤米仅凭直觉感知到灾难，那么他成年时的盛怒和痛苦嘶喊则是对灾难的自觉意识，对个体及整个克隆群体所遭受灾难的宣称、文化哀号和对非正义的控诉。 另外，汤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体灾难的原因进行了反思。以艾米莉小姐为代表的监护人一方面告诉学生们关于器官捐赠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向他们隐瞒实情。按照艾米莉小姐的说法，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学生，让他们有幸福的童年。而监护人露西小姐则不赞同其他监护人的做法，意识到学生们的“知与不知”可能会对他们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正如我所见，问题是，你们被告知，又不被告知。你们已经被告知，但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并且我敢说，有些人很高兴让问题就这样。但我不这样。如果你们想要有体面的生活，那么你们需要知道，并且恰当地知道。……你们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带到这个世界，并且你们的未来，所有人的未来，都已经被确定了。……如果你们要有体面的生活，你们需要知道你们是谁，并且在你们每一个人前面的是什么。(81) 露西小姐相信，监护人拒绝清楚明白地告诉学生实情，是对他们的极度不正义。的确，学生们在“知与不知”之间徘徊的未定状态阻碍了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对残酷的现实既无所适从，也无法理解，从而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克隆群体的创痛体验正如美国当代创伤研究专家卡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所说，创伤存在于“知与不知之间复杂的关系之间”。(1996:3)汤米在弄清真相、经过思索后对凯西说：“我认为露西小姐是对的，而非艾米莉小姐。”(273)可见，汤米不仅代表了克隆群体对伤痛和悲剧命运由潜意识到有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认知的逐渐转变，也是集体创痛的能动反思者，标志着文化创伤的逐渐形成。 而凯西则担当了文化创伤言说者的角色。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的建构需要言说者，即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或者创伤承载群体(carrier group)，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个主体能够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把特定事件建构、再现、宣称为创伤并使之传播。创伤的文化建构就是始于这样一种宣称：“这是对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对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恐惧的亵渎的呼喊，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要求。”(Alexander，2004：11)在小说中，随着凯西记忆之闸的逐渐打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器官捐赠这一令人恐惧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所涉及的权力运作逐渐被揭露：克隆人随着科学的重大突破和治疗疾病新方法的出现而诞生；他们在政府监控的各种器官农场长大，直至身体器官成熟而被切割致死。在凯西的回忆录中，她不仅将克隆群体再现为自私自利的人类的受害者，也将器官捐赠再现为对群体的根本损伤，从而完成了对文化创伤的初步建构和宣称。而当她的回忆录被众多读者阅读时，也就完成了对集体文化创伤的传播。 另外，亚历山大认为，在文化创伤的建构过程中，言说公众——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创伤言说者的目标是“令人信服地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身上”(Alexander，2004：12)，使他们相信由于某个独特事件而遭受的创伤。小说中重复出现的第二人称代词“你”表明凯西有一个言说公众。例如，在小说开篇，凯西介绍自己做了近12年的照顾者，并自认为干得不错时说：“不管怎样，我没有太自我吹嘘。我知道有些正在工作的照顾者，他们和我一样棒，却没有得到一半的荣誉。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可以理解你会变得多么愤恨不平——我的卧室兼起居室，我的车。最重要的是，我设法做到挑拣和选择照顾谁的方式”。(3-4)在小说第二章开头，凯西说：“我不知道你在的地方如何，但是在黑尔什姆，我们需要几乎每周都进行某种形式的体检。”(13)可见，凯西的言说公众应该是她的克隆同胞：她希望将真相告诉更多的同胞，将创伤宣称投射到他们身上，使他们相信器官捐赠的暴力本质以及它对个体、群体的创伤。也许她甚至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克隆同胞的未来命运。同时，人称代词“你”的使用也可以拉近凯西与现实读者的距离，如麦克唐纳所说：“吸引读者进入到事件的叙述中，也请求我们见证那个反乌托邦世界及其受害者遭受的虐待”(McDonald，2007：80)，从而扩大创伤言说公众。凯西通过写作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克隆同胞和现实读者身上，最终建构了克隆群体的文化创伤。她也通过写作表明：这个集体灾难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他人创伤，个体需要承担对集体灾难进行反思和言说的责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