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 卡莱尔格外看重宗教在社会维系中的作用，认为精神纽带是伦理纽带存在的前提，甚至提出“宗教是社会的唯一纽带和生命”。[18]他在《旧衣新裁》第三篇第二章中详细阐述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乃上帝的可见的象征，是上帝神性的显示；宗教是社会的神经系统和心包组织，没有它，人们就会失去相互的关联，只能算是“群居”，并将很快陷入相互憎恨、孤立和离散的状态；因为唯有人们的灵魂相互融为一体，才有可能出现所谓的“团结、相互的爱和社会”。（Sartor:162-163）他在该篇第五章中指出，作为“社会生命力”的宗教已经散碎成片，社会也因而名存实亡，并提出了他著名的论断：“你们把它叫作社会，却没有了社会理念（Social Idea）；现在的社会理念不再是一个共同的家（Home），而是一个共同的、拥挤不堪的寄宿之所（Lodging-house）”。（Sartor:176） 为了强调精神纽带的重要性，卡莱尔区分了社会的物质存在（Body-politic）和精神存在（Soul-politic）。他在《时代征兆》一文中指出，现代人生活在机器时代，人们关心的是物质存在，即物质的、实际的、经济的状况；而不再关心精神存在，即道德、宗教、精神状况。（Critical:2:67）《时代特征》一文则认为“社会物质现状的狂乱，乃其精神状况的体现和作用”。（Critical:3:22）《旧衣新裁》明确强调精神存在更为重要，当社会的精神存在衰落时，其物质存在也无法久存；而通过摧毁精神存在来“肢解社会”的正是功利主义。（Sartor:177）卡莱尔认为功利主义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同属一脉，而18世纪英国“社会的每一根纤维都被扯断了”，精神与物质已经分裂，英国人开始将社会比作“机器”。（Critical:3:104-105;2:75）他在《英雄与英雄崇拜》（1841）中特意将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树”，与无生命的“机器”进行对比。功利主义者把社会看做“没有生命的钢铁机器”，只需调节“齿轮”就可使之运转；而真正的社会却像生命之“树”，是有机体，并有其不可见的内在精神，无法按照“动机”的齿轮和私利来“调整”。[19]真正的社会是物质与精神融为一体，物质存在是精神存在的体现。 卡莱尔关于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论述，与柯尔律治、托马斯·阿诺德、莫里斯（F. D. Maurice）等19世纪的文人有许多契合之处，强调精神层面，认为社会乃神意的象征。不过，卡莱尔与他们的区别也恰恰在此，他更多在强调抽象的“信仰”或“宗教”（Religion, Faith, Belief）而非基督教，对英国国教更是颇多微词。卡莱尔的宗教思想带有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和柯尔律治一样，受了德国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评论家阿什顿认为这是为了摆脱休谟和功利主义者的物质主义。[20]卡莱尔在《约翰·斯特林传》（1851）中对柯尔律治的观点表示赞同：“教会自身已经消亡，陷入了不信神的机械状态”，“人的灵魂已经被蒙蔽，变得迟钝，被无神论和物质主义、休谟和伏尔泰所奴役；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破灭了的世界，没有上帝，无力做有意义的事，直到它改变心灵与精神。”[21]但他也认为，柯尔律治要“使这个已经死了的英国教会获得重生”只是一种“妄想”。（Critical:3:59, 60） 对信仰的怀疑和人生方向的迷失，令青年时代的卡莱尔备受煎熬，而他又把这种境况视为当代欧洲文明病入膏肓的征兆。[22]因此，《旧衣新裁》中那位“德国教授”的精神煎熬，既有卡莱尔自身的影子，又是一个关于时代的寓言。从不相信基督教（The Everlasting No），到认识到应该做什么却不知道怎样做（Centre of Indifference），最后找到新的信仰（The Everlasting Yea），是一种蜕变和升华，是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曲。他的新信仰是一种超验主义，如巴西尔·威利在《十九世纪研究》中所说，他将永恒等同于上帝，将宇宙等同于教会，将劳动等同于祈祷。[23]威利认为卡莱尔保留了宗教情感，却不再相信基督教，属于19世纪的一个典型现象。[24]难怪有着类似经历的乔治·艾略特说，对于当时的很多人来说，“读《旧衣新裁》是他们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25]不过，卡莱尔虽然不再相信基督教的上帝，却不会像乔治·艾略特那样直言上帝是“无法令人相信的”[26]。有评论家发现，卡莱尔写信时仍喜欢以“God be with you（上帝与你同在）”来收笔，只是他给虔信的母亲写信时用“God”，给其他人写信时大多将“God”改为“Good”，这两个词在卡莱尔眼里是同义词。[27]尽管这只是一家之言（巴西尔·威利的说法更为确切），但卡莱尔的确改变了上帝这个词的所指，却仍用它来寄托宗教情感。 因此，尼采对卡莱尔的论断并不准确。他在《偶像的黄昏》中说“卡莱尔是英国的无神论者，却希望自己因为不是无神论者而受人尊敬”。[28]卡莱尔并不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无神论一直是他抨击的对象。尽管他在爱丁堡大学读书时对18世纪的休谟和吉本（Gibbon）很是钦佩，却无法认可他们的无神论思想。[29]哈罗德·布鲁姆认为卡莱尔虽非“虔信之人”，却试图成为一个“虔信的作家”。[30]这个评价也略显苛刻。卡莱尔并非仅在使其被称为作家的那些作品中强调信仰的重要性，他坚信信仰是人存在的根本：“信仰是唯一的需要……对于纯正的有德之士，失去了宗教信仰，也就失去了一切”。（Sartor:124）直到1870年底，卡莱尔还在日志（而非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写道，希望能把自己关于“上帝”的信仰解释清楚，以便让那些胆敢尝试“无神论”的人能够悬崖勒马。[31]尼采在谈到卡莱尔时说：“渴求坚定的信仰不能证明就有坚定的信仰，而恰恰是没有坚定的信仰。”[32]这句话道出了当时许多人的精神状态：因为没有，所以渴求。[33]但这只适合描述卡莱尔精神历程的前半部分，他后来找到了新的信仰，实现了“旧衣新裁”。他试图通过写作为人的存在寻找一个神圣的、超验的维度，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渴求”，不再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坚定的信仰，而是希望时人能像他这样找到新信仰，走出迷惘和怀疑的困境。[34]更重要的是，他所渴求的信仰也是社会维系和重生的前提。 卡莱尔认为，工业时代需要重新成为有信仰的时代，否则“将继续处在混乱、苦闷和精神错乱之中，必将走向狂乱的自杀式的解体”。（Past:250）他同意圣西门主义者的观点，即“社会的重构，甚至是社会的继续存在”都要求出现一个有信仰的时代。[35]而现代社会却是一个“矫揉造作”（artificial）的社会，是机械的、自觉的、不自然的社会。（Critical:3:13）他借用柯尔律治的话来形容时人的迷失：“你并无信仰，你只是相信你有信仰。”（Heroes:122）他认为这就是道德失去作用的开端，人们已经不再真诚；而且，没有了精神权威，也会导致精神上的无政府状态。（Heroes:122）精神领域的混乱是最为关键的，道德、知识和社会所遭受的种种破坏均由此而生。（Critical:2:435）这便是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所表述的思想：“社会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因为“信仰”就是忠诚于精神英雄，而忠诚“作为社会维持生命的呼吸”，本就源自对英雄的崇拜；社会体现了对真正的伟人和智者的崇敬和服从。（Heroes:12）有了信仰，便会产生敬畏之心和敬仰之情，从而形成等级有序的社会，使已经瓦解的社会获得重生。“英雄崇拜”并非卡莱尔独有的情怀，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许多需求。[36]卡莱尔关于英雄崇拜的论述也是对新社会所需的社会理念的探索，信仰是其中的核心因素，是重建道德体系的前提。 卡莱尔始终认为，重生信仰是消除当时的宗教“巴别塔”和社会重生的必由之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维多利亚时代宗教派系林立，卡莱尔提出的宽泛的“信仰”，也有利于社会融聚，而不至于像力图重兴英国国教的思想那样排斥不从国教者。不过，这也恰恰是其弱点。对于自己的新信仰具体是什么，卡莱尔一直语焉不详，甚至避而不谈。如果说他对放任自由和现金支付的批判，以及对中世纪社会理念的倡导，还有助于为英国后来建立福利制度创造文化氛围，那么他对宗教的强调只是发现了现代社会的问题，却未能将这片精神荒原变成家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