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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维系社会的伦理纽带 卡莱尔反复用“家”这个隐喻来描述社会，与维多利亚时代人们赋予家的特殊情怀不无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流动性，出现了“陌生人社会”[11]，导致了劳动的“异化”以及劳动场所与家的分离，使家成为人们情感和心理的避风港。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威米克刻意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城堡”，就是为了在情感和心理上保留一块与社会相对的区域，在这片小天地里获得人性的自由。[12]卡莱尔则要消除这种对立，将社会变成家，使社会成员之间有家人般的爱，形成一种情感的“共同体”。19世纪晚期，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Tönnies）区分过“有机的”共同体（Gemeinschaft）和“机械的”社会（Gesellschaft）：在共同体中，人与人相互依存；而社会虽也是人的群体，其基础却是人与人的分离。[13]卡莱尔所强调的正是共同体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但侧重点却是不同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相互关联。他在《宪章运动》（1839）和《过去与现在》中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归纳为“英国状况问题”，其核心便是社会关系。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提出的维系社会的纽带非但没有使社会形成一个整体，反而要将英国社会分裂成贫、富两个相互敌对的群体。 卡莱尔早在《时代征兆》（1829）中就谈到，英国的工业化提高了生产力，这将导致“社会制度”发生何种变化，积聚的大量财富又是“如何奇怪地改变旧有的关系，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是政治经济学家们面临的一大问题。（Critical:2:60）他随后在《旧衣新裁》中提出，英国已经出现了“花花公子”和“贫苦奴隶”两大阵营，社会将被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互不交流的群体”；穷人因劳累饥饿而死，富人则因闲散餍足而亡。（Sartor:216, 176-177）他认为导致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是统治阶级没有尽到责任。土地贵族放任自由（laissez-faire），已经不适合统治现代社会；而有望取而代之、成为“真正贵族”的工业领袖却又被拜金主义所奴役，认为做到了“现金支付”（cash-payment），就不必再为工人的苦难负责。卡莱尔由是提出了他的核心观点：“‘放任自由’、‘供求关系’、‘现金支付乃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等等，从来就不是、现在和以后也不会成为人类社会行之有效的团结法则。穷人和富人、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不可能按照这种法则长久相处下去。”（Past:33） 在上述三个“法则”中，卡莱尔主要批判的是第一个和第三个，但他将“供求关系”与它们并列，并非只是为了嘲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是在暗示一些明显属于经济领域的法则已经渗透到了社会领域，并被当成社会法则。他认为贵族阶级奉行“无所事事主义和放任自由政策”，是导致英国状况出现“问题”的根源。（Critical:4:167）统治者把市场交由“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却不应该在社会问题上也放任自由。这种袖手旁观是不正义的，让并非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社会成员靠相互竞争来生存只能是弱肉强食。让放任自由成为“主要的社会原则（如果还有原则的话）”，无异于一种自杀，因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当成千上万的人活不下去的时候，其他成员也无法独存。（Critical:4:131; Past:21）卡莱尔进而指出，自由如果是指“被饿死的自由”，那么自由就需要重新定义。（Past:212-213） 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还希望土地贵族能够担起统治之责，但在《过去与现在》中已经开始主张由新兴的“工业贵族”取而代之。他给工业家马歇尔（J. G. Marshall）写信说，英国社会需要的是“工业领袖”而非“闲人领袖”。[14]工业家首先要自我革新，抛弃拜金主义，因为一个人的财富是他所爱并因而被爱的人和物。（Past:281）[15]他认为当时的生产过剩现象充分反映了工业领袖的“不正义”，棉布堆积如山，工人却衣不遮体。（Past:193）社会已经被玛门这个魔鬼统治，正在“现金支付”原则的驱使下走向解体。 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认识到，“现金支付已经成了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破坏了人类的团结。（Critical:4:169）厂主认为自己雇佣工人并支付了工资，就不再与工人有任何关系，工人是否挨饿与他无关。但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明确提出，厂主不是与工人没有关系，而是没有不正义的关系；而且，现金支付并非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关系，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用现金支付作为唯一的纽带：“爱是无法靠现金支付获得的；而没有爱，人们就无法生活在一起”。（Past:286,146-147,272）评论家罗森贝格认为，19世纪思想界的一个典型特征，便是认识到经济模式正在取代社会和政治生活范畴；卡莱尔对“金钱纽带”的论述说明他已经认识到，英国社会问题根源不仅在于上层阶级认为自己与工人无关，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在于那些传统纽带的消失。[16]但卡莱尔并不承认这一点，他认为现代社会只是“暂时”被金钱纽带所统治：“现金支付从来就不是、今后也不会成为人与人之间联合的纽带（union-bond），它只是暂时统治若干年而已。”（Past:188-189）现代社会唯有延续那些传统的伦理纽带，才能在情感上将社会成员凝聚成一个家。 他在《过去与现在》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并反复用“家”来比喻社会，因为血缘是人类共同体最基本的纽带。他提出社会成员应如兄弟姐妹，而不仅仅是“邻人”。邻人只是地域上的关联，亲人则是血缘上的关联。他援引《圣经·创世纪》（第4章第9节）中该隐杀弟的例子以及当时爱尔兰寡妇无助病故的实例，来说明统治阶级忘记了亲情与责任，漠视自己“兄弟”和“姐妹”的生命。卡莱尔将工厂主比作杀死胞弟的该隐。该隐杀死弟弟亚伯后，上帝问他亚伯在哪里，他却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Past:146-147）卡莱尔又以现实为例，讲贫穷的爱尔兰寡妇带着三个孩子，求遍了爱丁堡的慈善机构，没有得到任何救济，最后得斑疹伤寒而死，导致一条街上17人受传染而死。卡莱尔愤怒地说道，这些人否认她是自己的“姐妹”，拒绝帮助她，而她便以这种方式“证明”了他们的错误。（Past:149）卡莱尔由是指出，“社会”这个词已经不能体现社会的理念：“我们称之为社会；却四处证明这是最极端的分裂和孤立。”（Past:146）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相互帮助，只有“公平竞争”，其结果只能是相互的仇视。（Past:146）卡莱尔早在《宪章运动》中就说过，这个社会对工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家”，而是一座“监狱”。（Critical:4:144）上层阶级也同样因为社会的瓦解而陷入悲惨境地：“割断了与他人的关系，只剩下孤家寡人……整个社会都变成了一个敌对的阵营，根本称不上家”。（Past:274）他认为下层民众的悲惨境地会像传染病那样传播到上层社会。（Critical:4:168）当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导致了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恶化，加剧了传染病的危害性，文学作品（如狄更斯的《荒凉山庄》）常用传染病来“证明”人与人的相互关联，也即卡莱尔所说的，“没有哪个最高层的人能与最底层的人分开”。（Past:286）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卡莱尔提出了中世纪的“household”模式（即领主与其仆从、隶农等形成的小共同体），主张工业家应效仿古代领主，既要尽领袖之责，又要善待仆从。他引用司各特（W. Scott）的小说《艾凡赫》中的人物，说明中世纪的贵族能够尽到统治之责并关爱仆从：“那时候，没有人孑然一身，没有人与他人没有关联；没有人会在放任自由的政策下，无助地迈进巴士底狱；没有人需要通过死于斑疹伤寒，来证明自己与他人是相互关联着的！”（Past:245）他建议“工业领袖”要有更高尚的追求，不要只追求最低价格，还要追求更公平的分配，组织劳动，关爱工人，改变社会的混乱无序状态。（Past:271-275）不过，卡莱尔与许多追慕中世纪社会模式的同代人也有不同之处。他已经认识到，现代民主社会已经消除了封建时代的依附关系，不可能再回到中世纪，但仍可将中世纪的责任感和亲善情谊引入现代社会。（Past:250-251）[17]卡莱尔认为，除了形成这样一种情感的共同体，还应该构造一种利益的共同体。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永久而非临时的契约”，厂主应给工人一部分“永久利益”，从而形成“合作”企业，如此则社会将由“荒原”变为“家园”。（Past:277, 282, 28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