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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里泽尔达：世俗世界中的母性殉道者 《学士的故事》中的格里泽尔达在丈夫两次企图杀子的考验中唯命是从，以超常的耐心经历了母性异化，是世俗世界中典型的母性殉道者。沃尔特通常被看作统治者、精神之父和上帝的化身，格里泽尔达被看作臣民的代表和耶稣的化身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沃尔特考验格里泽尔达的动机和意图引起学界的广泛争议和热评，这些评论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四类：一、他考验格里泽尔达是否在履行听命于丈夫的婚姻承诺；二、考验国王和臣民之间的关系；三、他们分别扮演性别角色，沃尔特寻找他可以驾驭的他者；四、格里泽尔达是“耐心”和“女性气质”的象征。这些评论和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即沃尔特对格里泽尔达的考验是建立在母性异化基础之上的。“母性异化”(maternal alienation)指男性通过虐待女性和儿童，达到破坏母亲—子女关系的目的，旨在树立自己的英雄形象。(19) 格里泽尔达的善良和仁慈使她好名远扬，来自四面八方的人到萨卢佐“看”她，显然她成为颇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沃尔特考验她的动机源自一种“奇怪的冲动”，这种冲动是他对格里泽尔达成为萨卢佐人人膜拜的公众人物显示出的嫉妒。沃尔特清楚地知道“除了爱他，她最爱孩子”(第8570－1行)，这是他反复考验的前提条件。他期待她在孩子被杀的情况下具有母亲合适的本能反应。这表明他相信人性中的矛盾性和人身上具有的角色面具，但格里泽尔达的克制行为延长了沃尔特的理解限度，自身完全神秘化。沃尔特佯装杀子、离婚和结婚是他消解角色矛盾的手段，旨在揭去格丽泽尔达的角色面具，恢复她本应扮演的从属角色，消除社会性自我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异，通过支配她从而恢复自己的权威感，以保持作为男性的优越性和主导地位。 格里泽尔达徘徊在体制化的母性和婚姻之间，前者要求女性具备母亲的本能，积极地实现为母之道；后者要求女性履行妻子的义务和责任，女性不得不保持被动性。安莉森·纽顿指出，格里泽尔达极好地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有关母亲的被动性的观点，而这种被动性完全体现了中世纪理想的母性形象。(20)显然，纽顿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类生殖繁衍过程中女性作为质料而具有被动性，而非实现母道、履行母亲义务时具有被动性。女儿被他的亲信带走佯装杀死，沃尔特仔细观察，期待妻子有某些行为或情感变化，但却发现：“女儿的事，她只字不提/脸上看不出悲伤痛苦的表情/无论是认真或说笑时/她从未提及女儿的名字。”(第8482－5行)儿子出生后，沃尔特准备如法炮制，说道：“我事先提醒你一下，/免得你难过而突然失常，/我请求你，千万要有耐心。”(第8518－20行)他的提前警告表明他内心期待格里泽尔达在听到儿子要被杀的消息后在身体和心理上会出现强烈的母性反应，但她却依然面不改色，他“疑惑”她如何做到耐心地忍受痛苦而未有任何流露。事实上，沃尔特本人是表里不一的人：在听到格里泽尔达的婚姻誓言后，他内心异常高兴，但表面上却故作郁郁寡欢。这个细节说明沃尔特以己度人，坚信格里泽尔达必然是表里不一、口是心非的女性。这是他考验格里泽尔达的起点所在。 时隔多年，母子重聚，当真相被揭穿的时候，格里泽尔达当即晕倒在场。从面临两个孩子被杀时表现出的“愉快和平静”(cheerful equanimity)到母子相认的“昏厥”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反差。虽然有学者认为她有斯多葛式精神，(21)但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现格里泽尔达其实是位富有仁慈心肠的女性。当女儿被带走的时候，她的脸显得“悲伤不已”(第8428行)，但在沃尔特面前，她始终克制自己而不露任何痛苦之情。显然，格里泽尔达以女性的顺从为面具进行伪装，以中世纪人崇尚的耐心和克制为策略，自发地戴上角色面具保持社会距离，通过隐瞒真相而创造出高度一致的自我理想化形象，证明她所处的绝对从属地位，把孩子献祭给了男权社会。她在“晕厥”中解构了先前企图保持的母性殉道者的理想形象，而沃尔特通过母性异化的方式彻底削弱了格里泽尔达在萨卢佐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影响力。格里泽尔达的晕厥状态是母亲心理崩溃、自我身份完全模糊、彻底失语的极端表现，而沃尔特对她作为母亲的角色期待终于在她与孩子相见的“晕厥”中实现。在安慰恢复了母亲角色的格里泽尔达的时候，沃尔特成功恢复强者、控制者和秩序维持者的英雄角色，格里泽尔达则成为弱者、被保护者和被控制的对象。 围观者在她们母子相逢瞬间流出了眼泪。这些眼泪不仅代表他们对她的怜悯和同情，而且也是统治者给以格里泽尔达为代表的被统治阶层所施加的无形的政治压制的即兴情绪释放。她的母性“晕厥”满足了围观者的心理期待，把他们从令人窒息的考验游戏中体现出的情感张力和不安中解脱出来。沃尔特考验格里泽尔达是对两性权力关系和群体身份等级制的策略性维护，而它的实现是建立在母性异化基础之上的。格里泽尔达成为典型的母性殉道者，这不仅由沃尔特的系列考验造成，它还与中世纪“文化虐待逻辑”(cultural logic of torture)有关。从中世纪母性殉道者的经历中可以看出，母爱必须屈从于宗教信仰，即使情愿把孩子作为宗教祭品，这样的母亲仍然被看作是好母亲。显然，这些角色认同并没有脱离传统家庭结构中母性殉道者本应该扮演的女性角色和社会性别劳动分工。格里泽尔达和中世纪那些放弃家庭而一心致力于宗教追求的虔诚母亲或母性殉道者极其相似，她最后见到孩子的时候怀着感激之情说道：“仁慈的上帝/和你们体贴的父亲，/保全了你们的性命。”(第8942－7行)她把孩子献给了以上帝为代表的教会和以沃尔特为代表的男权社会，自己成为“不合适”的母亲。 结语 在乔叟笔下，非基督教母亲被妖魔化，成为基督教世界排斥的文化他者；基督教母亲或圣母玛利亚式的母亲被美化，是基督教社会极力推崇的理想化母亲形象。康斯坦丝和多纳吉代表两类不同的母亲，其后潜藏着中世纪文化中更为微妙的东西：中世纪人在心理上崇拜年轻母亲，极端丑化年老母亲；赋予年轻母亲以美德，而年老母亲与邪恶为伍。这说明中世纪人对青春活力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进一步说，这两类母亲成为中世纪人反思生命与死亡的典型代表，这也许是他在诗歌中反复歌颂圣母玛利亚式女性的原因之一。在乔叟的笔下，母性成为一个隐喻，有助于乔叟探讨潜在的权力运作机制和体制化母性之间多元的互动关系。他对欧洲大陆作家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故事进行了重写，这有助于把他归类在中世纪欧洲大陆文学传统之列，填补了英伦岛和欧洲大陆之间存在的地理、政治、文化和宗教上的鸿沟，削减了14世纪英国所具备的他者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