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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870年到1918年，从英国内部看，这是宗教信仰、道德价值观、国家意识形态发生剧烈变化转型的数十年；从外部看，这是英国从世界支配性地位开始下滑的年代。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与英国社会各阶层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包含合作、反抗、妥协。福音主义思想被英国中产阶级吸收、应用的历程，说明一个社会转型期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仓廪实，未必知礼节；若没有福音派宗教知识分子在价值观、人生理想、生活方式上对工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有产阶级的改造，若没有功利主义思想家为有产阶级设计一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多数人为目标的入世的幸福观，19世纪后期的英国社会未必具有如此强大的革新动力，也未必能够平稳经历种种革新带来的动荡。而福音派道德标准与文学人文主义之间的较量、以福音主义为代表的宗教信仰价值与科学主义的碰撞，则体现了时代前行总是在相互矛盾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磨砺中完成的；这个磨砺过程不见得说明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方，相反，它恰恰展示的是各自的长处和局限。如果说福音派的严肃容易僵化，成为一种束缚力量，那么，他们的道德操守、社会责任感和坚定信念是有弥补作用的。著名历史学家G.M.扬说：“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是个多面体，其中一面就是讲英国人如何运用福音派信念给予他的能量，从自己身上除去福音主义强加于他的感官和知觉、强加于他的娱乐、享受和艺术、强加于他的好奇心、批评和科学之上的种种束缚。” 或许，这个阶段最令今人遗憾的现象，是英国文学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迎合；是他们推动了英国对内的民主化，却未能察觉和有效抵抗它对外的帝国化。站在今天，我们才能发现，20世纪前中期德国知识界对法西斯国家意识形态的论证、追捧，其实是有历史先例的。 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英国现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文化形式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于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可贵的历史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