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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观念与帝国主义话语 谈到英帝国在19世纪的扩张兴盛以及自20世纪初叶开始的衰落，不能不提到19世纪的一个文化发明——种族（race）观念。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这百余年里，英国文学文化所建构的种族概念和种族意识发生了几次急剧的转折。 在19世纪初，英人对种族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来自圣经。依据圣经，亚当和夏娃是人类共同的始祖，各种人类种群都是诺亚的子孙后代。因此，正统的基督教思想总是强调人类来自同一个基因，人类种族起源于同一血脉。正是在这种宗教理念的影响下，在19世纪初，反蓄奴制运动在英国推进得十分顺利。信仰福音主义的中产阶级乃至各阶层的激进派，对蓄奴制以及残暴的种族统治普遍心怀反感。1807年，英国立法禁止黑奴贸易。1833年，英国通过废奴法令，拥有黑奴从此被视为违法。1852年5月，《汤姆叔叔的小屋》来到英国，在伦敦出版，第一版即销售20万册。此书旋即遭到盗版，短短几年发行量便达到150万册。毫无疑问，此盛况从一个角度证明，人们对受压迫种族的同情是如何坚定，支持种族平等的观念是如何深入人心。 但是，仅仅10年后，人们的这一共识就土崩瓦解。根据历史学家罗伯特•扬的观察，19世纪60年代，各种有关种族的假说、偏见，关于种族差异的文化暗示，在公共领域占据了主导市场。 为什么会这样？自然，这首先与英帝国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一方面，帝国殖民地在19世纪中叶的疯狂扩张，使所有帝国公民成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受益者，种族主义立场在宗主国取得合法性被广泛传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另一方面，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带来的反抗运动引发殖民者的惊恐，也是改变英国人态度的一个原因。1857年，印度大起义，促使英国殖民者重新用“黑鬼”这一蔑称使唤印度人；许多英国人深信，印度人在叛乱中的血腥暴力愚昧证明了对他们实施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制度是合理的。 除了政治风向的转变，瓦解人们旧有种族观念的还有一系列文化和科学话语的转型。科学对宗教权威地位的剧烈冲击，形成了废旧之力；19世纪新兴的人种学、人类学所蕴含的种族主义意识，古老的语文学在19世纪发表的新理论所暗示的种族血统论和种族亲缘说，则共同构成了立新之功。 人类学、人种学是19世纪的新兴科学；这两门学科倾向于按照等级模式来对人类进行分类和描述，它们往往把白种的欧洲人放在塔尖，其他人种则依次排列在后面。这种将人种划分为不同等级的观念，早在《物种起源》出版前就已萌芽。严格说来，进化论和种族主义观念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通过联想和类比在两者之间搭起桥梁，进而认为不同种族之间就是比拼孰优孰劣的进化性竞争关系。 把种族视为一个核心科学术语，用种族差异来解释社会和人类历史，这是19世纪中叶的发明。今天，根据联合国制定的《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国际公约》，一切基于种族差异的种族优越论在科学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在道德上都是应予谴责的，在社会层面都是不公平的，是危险。然而，在19世纪下半至20世纪初，这一类的种族学说却是以科学的面目行销世界，史称“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1850年，苏格兰外科医生兼动物学家罗伯特•诺克斯发表《人种论》（The Races of Men）；1853年，法国人葛必诺发表《论种族的不平等》(An Essay on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这两本代表性的论著以既有的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研究为基础，提出以下理论：人类可以分为固定不变的几个有限人种，种族是理解人类差异的关键；不同种族具有鲜明的体貌特征；种族与各自的社会、文化、道德特征具有内在联系；依据才能和外观，种族可以分为不同等级，白人在序列顶端，黑人在低端。这些伪科学理论的风行，在人类学专业学术研讨圈以外形成了一种普遍认识，即种族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它们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和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19世纪，科学种族主义学说还有一个隐形的帮手，那就是语文学研究。印欧语系假说，或印日（耳曼）语系假说，指出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日尔曼语、凯尔特语同宗同源。印欧语系当中的所有语言均来自同一语言祖先，这种语言家族血统理论无疑给种族血统和种族亲缘关系提供了一种解释依据。在英国，由于英语语言的源头被追溯到日耳曼根系中，英国文化随之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日耳曼化倾向。托马斯•卡莱尔的历史著作《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传》是典型的例证。《论英雄崇拜》一书如题所示，宣扬英雄崇拜，主张理想社会是一个随时随地欢迎权威降生的社会；《普鲁士腓特烈大帝传》写英雄如何成为历史的主角，论述独裁如何为兴国强国之必需。依据卡莱尔传记家凯内的考证，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观念来自德国哲学家费希特；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所推崇的精英主义统治理论，对卡莱尔有很深的影响。在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样堂而皇之反民主，立场鲜明为说教的著述为何在政治民主化进程突飞猛进的19世纪英国畅销行时。但只要了解具体的历史和智识语境，也就容易理解了。 卡莱尔还写过一些极为露骨的种族主义文章，如《偶谈黑鬼问题》。这些文章能够公开发表，且能够得到相当数量读者的拥护，表明19世纪中叶，在种族问题上，从英国知识分子到普通大众，立场转变和话语转换是相当普遍的。 但这并不等于说反种族主义态度在英国知识层销声匿迹了。相反，在帝国内部，两种声音常常处于争辩和较量之中。1865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工人叛变，杀害了18位政府公务员。牙买加总督爱德华•埃尔动员军队镇压，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数百名牙买加人，其中包括牙买加的政治领袖。此事在英国引发极大震动。在舆论压力下，埃尔遭到英国政府撤职，并被起诉。然而，正是起诉埃尔这个问题上，英国文化界分成了立场鲜明的两派。一方支持起诉埃尔派，极力为牙买加人的利益奔走呼吁，这些人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托马斯•赫胥黎、赫伯特•斯宾塞、查尔斯•达尔文、莱斯利•斯蒂芬等激进知识分子为首。另一方为埃尔辩护派，他们极力为埃尔的立场和举措开脱责任，代表人物有托马斯•卡莱尔、查尔斯•狄更斯、查尔斯•金斯利、约翰•罗斯金、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两派的分歧，体现的实际上是19世纪英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的两股不同的潮流。前者以自由主义哲学家穆勒为代表，信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反对家长式统治，反对专制独裁；后者以丁尼生、卡莱尔和罗斯金为代表，他们更为保守，更具有道德主义和精英主义倾向，相信社会是有机的整体，认为家长式统治和专制常常是现实主义的选择，是有益社会的。 这一事件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其他不说，它暴露了罗斯金和狄更斯这两位著名英国社会批评家对于大众群体的疑虑。罗斯金的艺术批评，狄更斯的小说，对英国的社会状况均提出了深刻见解和批判，他们的意见都包含着激进的成分；然而，一旦碰触种族冲突问题，他们似本能地抱住了以维护秩序为名的专权传统。 在评述卡莱尔、狄更斯和罗斯金这样的伟大文学家时，当代人往往容易把他们流露的种族主义观念视为“一时糊涂”或“白璧微瑕”随手打发掉。对于前面提到的以惑人的“科学”姿态面世并获得追捧的人种学著述，人们也容易宽容待之，认为那是科学进步过程中的小小歧途。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卡莱尔和狄更斯一贯坚持的有机主义社会观，与他们谈及殖民地时所透露的极权和种族主义观念是有密切联系的。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等于把所有个体统一到同一机能和社会目标上来，这一观念对于工业时代的英国人固然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但是，另一方面，必须承认，这一比喻预先将不认同该目标或不适应该机能的个人排除在外了。在这一比喻的统治下，人类的多样性不可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平等的复杂性，而是不同物种或不同人种之间的多元性。 庞大帝国的存在、扩张和运行，除了要依靠军事、政治和经济制度及人员作为保障外，还需要在宗主国民族意识中创造和维持一种有关帝国的想象，赋予其合法性和成功形象，以赢得国民的普遍支持。这就是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的文化的帝国主义功能。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分析了文化，尤其是小说在1870年以前的英国所发挥的“意识强化”功能。在他看来，简•奥斯丁、萨克雷、狄更斯这些英国小说家的创作核心虽然并不是对英帝国的叙述，然而，小说仍然塑造了一种世界图景，提供了一套有关大不列颠及其与各殖民地、附庸之关系的假说。这些小说参与建构了一种想象性的世界图景——在这个地图上，大不列颠自然而然位居中央，它的帝国主义实践是理所应当合理合法的。 萨义德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对我们理解1870年以后的英国小说具有启发意义。19世纪晚期，特别引人注意的文类是传奇性质的冒险小说。批评家马丁•格林在《冒险之梦，帝国之业绩》一书中指出：“冒险小说给英国人提供了两百多年的阅读愉悦；然而，《鲁宾逊漂流记》以后的冒险小说，实际上是给帝国加油助威的英帝国主义神话。” 在格林的论著中，冒险文学包括好几类，其中有严肃的、给殖民地冒险家提供技术指导的书籍，有《鲁宾逊漂流记》这样反映城市中产阶级进取心的小说，还有理想色彩浓厚的、特别吸引青少年读者群的传奇故事。事实上，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最兴盛的冒险文学是前面提到的最后一类，我们现在往往将其归入儿童文学类别的冒险传奇。其代表作有亨利•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1886）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珍宝岛》（1883）。 把这两部小说放回帝国主义自我意识强烈的19世纪晚期语境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一，它们以帝国边疆为题材，远离帝国的工业中心，通过想象逃避灰色的、理性现实世界。如果说，“英国状况”现实主义小说体现了知识阶层对制度改革的关心、对现实的焦虑，反映城市中产阶级对于进步的信心，那么，这些传奇故事传达的是一种对现实悲观的态度，一种对主导现代文明的工商业文化、政治经济理念丧失乐观信心的心态。 其二，这些冒险故事对于儿童的教育理念强调锐气、勇敢、果断，而不是中产阶级的美德，如虔诚、责任感、顺从。就英国文化传统而言，这里塑造的是一种文学化、寓言化的“贵族军事”形象，体现的是马修•阿诺德笔下的“野蛮人”（贵族）的审美趣味。联系英国现实，它一方面与英帝国扩张对国民提出的军事素质要求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它与历史学家凯恩和霍普金斯所提出的理论相吻合——经过两个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传统土地贵族与大都市精英结合成的“绅士资本家”是英国真正的统治者。 垄断了英国行政、宗教、法律、军事上层职位的绅士资本阶层， 在文学市场上召唤出英国传统的“贵族军事阶层”和尚武好战、崇尚征服的贵族文化趣味，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在英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国家的统治责任，尤其是军事义务，与贵族阶层具有天然的联系。就英国各阶层的教育机构而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所推重的爱国、忠诚、为国献身等价值观，在贵族公学中最受重视。一来，英国公学与英国军事领导阶层本来就存在直接联系；二来，在19世纪，公学普遍把培养“为王室效忠、为帝国服务”的人才作为教育宗旨。无数在英帝国海外殖民地工作或服役的行政长官、军官，都坚持把儿子送回英国本土的寄宿制公学接受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受英国读者欢迎的小说家鲁德亚德•吉卜林，就是这样一位出生在印度殖民地、回英国受教育、又返回殖民地衷心以服务帝国为己任的代表。由此，他提供了一个了解英帝国和文学知识分子意识之间关系的一个特别角度。 在吉卜林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意识处在多重张力构成的网络中：作为具有帝国意识的殖民者，他为自己的“英国性”自豪，坚信白人是文明的使者、责任的承担者；作为具有殖民经验的知识分子，他深知英帝国本土的统治者对印度实际上漠不关心，英国本土作者对印度的想象充满误解，他有责任站在英国之外向英国人讲述一个“真正的印度”，他相信自己才是真实东方的代言人。一方面，他具有知识分子的情怀，对印度传统文化的优点和文化完整性怀有感情；他力图保护印度，不希望印度被英帝国官僚们制定的意识形态计划侵蚀，反对印度西方化；另一方面，他从不怀疑帝国统治的合法性，认为印度自治不可行，但是他也清楚，英帝国与殖民地的状态不改变，危险便迫在眉睫。作为一名英印人，吉卜林渴望为英国本土读者写作，完全融入英国社会主流；但是，他的心灵属于英印地方文化，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完全适应的英国社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