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危机与达尔文主义 确切地说，19世纪的信仰危机，不能全部归结于自然科学新发现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德国语言学者和历史学家在圣经研究工作上的进展，他们所开创的圣经历史批评和经书文本考据，对圣经文本之神性的瓦解是致命的。不过，自然科学发展也好，历史考古成就也罢，都是科学精神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产物。 赫胥黎在19世纪末这样总结道： 我认为，19世纪的主导特征是科学精神的快速成长，以及由此产生的行动——将科学研究方法应用于人们思考的所有问题上，以及相应的对传统观念的摒弃——抛弃那些证明无力担负上述研究的观念……科学精神之活跃，体现在每个思考和实践的领域中。 社会学家、费边社创始人之一贝阿特丽丝•韦伯也如此回顾19世纪末人们的心态： （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具独创性、最有活力的人们是这样想的，只有凭借科学，只需要凭借科学，人类一切苦难最终会被一扫而光。 正是以经验和事实证据为双足、以怀疑为动力的科学精神，把圣经研究本身变成了一门学科。19世纪的德国学者凭借语言和文献考据工作，依据历史发展观念，意识到神圣的经书文本同宗教传统和宗教制度、世俗传统和世俗制度一样，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变化，最终它们的起源变得模糊不清，最初的意图遭到曲解。他们认为，旧约不是一套受神启而作、具有神性权威的经书，而是一堆混杂的人类文件，包括部落历史、家谱、法律文摘、情爱歌曲、传记和民间神话等；它相当于一座因偶然机缘被整合在一起的“希伯来民族图书馆”，在历史长河中被错误地赋予了神的权威。在流传到19世纪的过程中，这些文件的世俗出身和产生背景已被遗忘很久，因此，人们以为它每字每句完全属实的绝对信念是靠不住的。同理，福音书则由一个传记的若干不同版本组成，传主是一个名为耶稣的历史人物，早期的门徒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对弥赛亚预言的应验，因而赋予他施行奇迹的力量。简言之，在圣经批评家看来，新约是古希伯来-古罗马时期某个英雄崇拜阶段的记载。 不仅如此，新兴的地质学、古生物学也来挑战圣经对地球历史的简单记载。岩石层中发现的已灭绝生物的化石，证明地球上发生过洪水、地震、火山爆发等灾难。表面上看，这似乎支持圣经的描述，因为圣经也说过诺亚所遭遇的大洪水。但是，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难题：不同的化石物种所显示的不断变化的性质，说明它们是在前后不同时间灭绝的，间隔区间可能长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年，而这一个间隔期就比公认的世界历史长许多倍。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在《地质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均变说。他抛弃大灾难的假说，认为远古时代地质变化和19世纪地质变化的原因一样，那就是风和水缓慢却永不停息的运动、大块陆地的上升和下降。莱伊尔的新理论，同样需要将圣经记载的年表扩展成极长的时期，因为地质变化缓慢得无法察觉，要达到地质学所显示的结果需要巨大的时间跨度。这就意味着旧约所述的小小年代范围更不可靠了。 莱伊尔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尝试平息众人的恐惧：“不管我们朝哪个方向开展研究，我们总会发现清晰的证据，证明造物主的智慧、他的预见性和力量。”但是，不管他如何安慰大众，科学发现孕育科学新思想的步伐无法放缓。《物种起源》作为科学新观念的综合梳理阐发，给基督教信仰尤其是福音教派所主导的灵性世界、伦理世界带来了深层的震撼。 上帝的存在假如成为悬案，人类也根本没有原罪，那么，世界因上帝之善而存在延续、人类以行善拯救灵魂的信念也就站不住脚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和价值陷入疑问。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弗雷泽的人类学研究，干脆彻底瓦解了道德判断的客观性和道德系统的绝对性。如果一切如弗雷泽的《金枝》所演示的，基督教仪式不过是野人仪式的成熟版，人类的行为模式随着环境不同而变化，并不存在一种普遍的人性，那么，人类进步的希望在哪里？ 如果一个人是在宗教环境下长大，其家族祖辈忠诚于这一信仰，那么，抛弃信仰就绝不是轻松的事。许多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知识分子，是在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自我反省以后才转向各种反宗教立场的，如自由主义、怀疑主义、理性主义、不可知论、人文主义等。其中，理性主义取代福音主义成为信仰的替代品，占据19世纪后期思想舞台的主要思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是这一思潮的先驱。在福音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对峙中，理性主义者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人类是高贵的，不是堕落的；既然人类不能依靠上帝来改进自己，那么，他只能尽自己所能，充分了解和运用他自己拥有的力量。托马斯•哈代深受穆勒的影响。在他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穆勒几乎是女主人公苏的精神教父，我们很容易可以从中看出哈代借助穆勒的思想力量抵抗福音主义道德压迫的企图。然而，哈代对于理性的信念显然没有穆勒强大，他笔下的男女主人公纷纷在背叛信仰教义、追求自身幸福的努力中走向毁灭，显示了哈代内心深处的“不可知”迷雾。 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和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走的则是另一条道路。乔治•艾略特成长于典型的福音教派环境，而后经历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反感、疏离。然而，她并未因此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在《福音派教义：约翰•卡明博士》一文中，她对正统的基督教理念进行了修正，把信仰的基础由形而上学改成了道德情操：“上帝的概念就其影响而言是一种道德概念，……我们的一切感受，我们忍受的一切苦难，上帝感同身受——上帝的这一概念，是人类同情心发挥作用时而衍生、扩展出来的东西。” 马修•阿诺德的教父是牛津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约翰•凯布勒；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他多次参加约翰•亨利•纽曼主持的布道，然而，他自己却没有成为牛津运动的一分子。他拒绝宗教中超自然的成分，不十分关心上帝存在与否问题，但他肯定宗教信仰和仪式对于维护社会美德、社会价值观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而言，即使基督教历史和教义无法继续充当信仰的基石，基督教伦理仍然可以用作生活指南。由此，原本拥抱宗教虔信的心灵，可以转向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重重怀疑所笼罩的19世纪末叶，个人的社会责任感的意义却在人们心目中得到提升，成为时代的最高道德律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