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60年代，法国文坛同时兴起过两场论战：“新批评之争”与“何为玄怪文学”，我国学界对于前一场争执的关注显然大大盖过了后一场辩论。的确，相比于英美国家，法国的玄怪文学有欠发达，创作形式以短篇故事（conte）和中篇小说（nouvelle）为主；此外，玄怪文学 “偏僻怪异” 的选题似乎与现实相距遥远，对一贯注重“现实主义”的中国学人吸引力不大，所以，国内学院派将之视为“通俗文学”和次要文类，相关研究乏善可陈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然而，玄怪文学与现实主义在19世纪中叶的同时风行绝非偶然：实际上，正是因为有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同滋养的土壤，才诞生了严格意义上的玄怪文学。在经典的玄怪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并不需要离开习惯的生活环境，现实的情境突然发生断裂以后，神秘（现象）才突然侵入到真实生活的框架中。所以，把超自然现象叠加到真实的背景上，这是玄怪文学的主要特点，一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驴皮记》、《塞拉芬娜》）、梅里美（《伊尔美神》）、莫泊桑（《奥尔拉》）均曾投身于玄怪文学的创作。 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创作方法、美学原则和故事氛围的文类，玄怪文学1830年前后诞生于法国，持续发展了40年以后，在19世纪末趋于衰落。 玄怪文学的诞生 从中世纪到19世纪初，“fantastique”一词始终作为形容词使用，最初的意思是“鬼怪附身的、着魔的”，1831年，《法兰西学院字典》将 fantastique解释为“chimérique”（虚幻的），并补充说：“也指徒有外表、而无实物”。19世纪上半叶，“fantastique”开始作为名词出现，用来指称一种文类 。在1863年的法语字典《利特雷》 中，关于fantastique的词条明确讲到：“指荒诞、不可思议的故事，如童话故事（contes de fées）、幽灵故事，尤其是指在德国人霍夫曼的影响下流行起来的一种故事类别，其中，超自然现象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释义延续至今。 那么，霍夫曼到底怎样直接影响了一个文类在法国的诞生呢？ 1828年，法国人让-雅克•昂佩尔（J.-J. Ampère）在巴黎的《全球》杂志上第一次对霍夫曼进行了专门介绍，随后，借助于洛埃夫-威玛斯（Loève-Veimars）的翻译，霍夫曼的作品在1828至1833年的法国甚为风行。当时最伟大的作家，例如巴尔扎克、诺蒂耶、戈提埃、梅里美、奈瓦尔以及后来的莫泊桑都受到这股风潮的影响，创作出优秀的玄怪小说。法国译者洛埃夫-威玛斯选用的书名《玄怪故事》为后来的文学评论提供了修饰语。因此，形容词“玄怪”（fantastique）被用于文学，是发生在一个确切的历史时间，并且与霍夫曼小说艺术的一个特点休戚相关：在霍夫曼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中，作家首先把主人公放到一个现实的框架和情境之中，很快，故事发生奇异的变化，难以理解的“玄怪”事件出现了；而霍夫曼通过某种叙述方式，让这些奇怪的情况既能被看作确实发生了的事件，又能被当作主人公的臆想、幻觉。尽管迷信在霍夫曼的作品里影响仍然很大——人物会遇到女巫、魔鬼，受到他们的蛊惑，但是某种间离的技巧，通过破坏超自然现象的可信性，又让这种迷信受到质疑。 假如对霍夫曼其人其作的介绍被比喻为一粒种子，那么让这粒种子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的沃土，便是法国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情境和文化氛围。 社会历史背景 18世纪启蒙时代后期，一些初具“玄怪”雏形的文学作品的集体问世并非偶然，它们显然是对当时震动了西欧几个大国的历史事件——法国的大革命——的反应。在思想领域，它们是对启蒙哲学家们倡导的理性至上论做出的回答。 法国的大革命对人们的精神状态施加了很大的影响。18世纪末，法国民众喜欢强烈的情感刺激与此不无联系。从1798年开始，一种叫做“魔术幻灯”的演出开始在巴黎流行。在漆黑的放映室里，人们借助于幻灯，制造出鬼怪出现的效果。马克斯•米尔讷在其著作《魔术幻灯》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演出的若干场面：“有时，大厅里会突然出现一个年轻姑娘的骷髅，被割下的人头自己滚来滚去，或者看见迪欧根尼（Diogène）从观众席中穿过，同时墙上用磷火打出那几个著名的大字：我在找一个人” 。马塞尔•施奈德认为：“……魔术幻灯适应了当时人们的口味，它借助于恐怖传达出凄凉与死亡的氛围。 ” 对大革命、尤其是对大革命恐怖主义的恐惧，使得哥特式小说在法国备受推崇。1767年，开创了哥特式小说先河的《奥特兰托城堡》（1764）首次被译为法语出版，但在当时，对它的兴趣还只是出于礼貌，因为作者霍勒斯•沃波尔的父亲受到过伏尔泰的赞赏。三十年后，“英国的黑色小说……（却）让法国读者着迷，大革命的血腥恐怖已经让他们感官异常，让他们的品味下降。 ”于是，安•拉德克利夫的两部力作《尤道弗的神秘》、《意大利人》，以及马修•刘易斯的代表作《修道士》均于1797年刊行了法语本。同年，安•拉德克利夫的法国读者竟然超过了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的读者总和。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19世纪初玄怪文学的诞生传达出一种普遍的焦虑，这当然是受到了当时混乱的（有时令人惊恐的）政局的影响。但是，也可以说玄怪文学与整整一代人所感受到的焦虑氛围息息相关，因为，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世界上最牢不可摧的两种价值——上帝与国王——已经崩塌，作为这样一个世界的继承者，浪漫派们用想象行为来抵御令人失望的现实。玄怪文学也因其反社会、注重内省的特点被视为一种创新。 法国的启蒙世纪实际上被两种思想体系打上了烙印：一方面，是启蒙哲学家们鼓吹的理性、决定论思潮；另一方面，是唯灵论、天启论等秘传学说。当时的人们已经对基督教充满怀疑，但出于对精神力量的信仰，又经常结成秘密社团或各种形式的共济会。由于18世纪的科学还不算发达，许多方面无法提供满意的答案，人们于是想通过其他的途径参透宇宙的奥秘，好奇心使他们求助于一些秘传学说。在《法国的玄怪小说——从诺蒂耶到莫伯桑》中，作者皮埃尔-乔治•卡斯代指出：1770年前后对非理性重新燃起的兴趣（主要表现在对天启论的关注上），似乎已经制造了一种有利气氛，使得一种非理性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文类（即玄怪文学）变得易于为人们接受。当时，启蒙哲学家们的思想已经赢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民众，但是同时，启蒙思想也严重削弱了教会的势力，一些神秘主义运动利用这一时机，开始日渐壮大。天启论者，例如斯威登伯格等人，按照卡斯代的说法，面对的是一个“信仰动摇、狂热却经常一如既往的社会” 。此前能够被纳入宗教的各种非理性的知识，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说人们不再相信上帝还为时过早，但人们的确不太相信过于严肃、对解放出来的思想形成束缚的上帝了。不过， 人们对魔鬼、尤其是他手下的那些鬼怪精灵却始终没有忘记。早在17世纪末，蒙福孔教士(l’abbé de Montfaucon)的《德•加巴里伯爵》一书就宣讲了“四行说”，即万物由四大本原构成，每一种本原都对应着一些特殊的生物、次要的神灵，他们没有魔性，与人类相处融洽，常常把宇宙的秘密暗示给人类。此后，这样一组“神秘而又充满魅力的人物（水精、气精、地精和火精）” ，将大量充斥于18和19世纪的玄怪故事。 被公认为法国玄怪文学开山之作的《恋爱中的魔鬼》就应该被置放在这样的背景中。小说里对秘传学说（ésotérisme）的推崇十分明显，作者参照了犹太人对《旧约》的传统解释，影射了四大本原构成的世界（女主人公就是一个气精）。《恋爱中的魔鬼》在18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开辟了想象文学的一片新天地，这一分支在秘传学说的影响下，致力于与彼世的交流。小说也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境：“我们知道，”安托那•费维尔说，“十八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以及之后的第一帝国时期，是天启论盛行的时期，魔法、通神术、神智学占据了文化舞台的很大位置。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