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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神与人的对立是小说第二卷中“命运之歌”着力表现的。这首诗一共有三个诗节。在第二个诗节的描述中，众神在苍穹之上，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不受命运的左右。第三个诗节则描绘了与众神截然相反的人类的命运。他们不得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受可消逝性的困扰，茫然忍受尘世的痛苦： 但我们命中注定 没有一处栖居， 受苦的人们 在消逝，在沉落， 茫然从一个时辰 到另一个时辰， 像山涧从岩石 被抛向岩石， 长年坠入杳不可知。 (“许佩里翁命运之歌”8-9) 荷氏把这首“命运之歌”安排在阿拉邦达和狄奥蒂玛与主人公告别之间。他通过人的有限性与众神的无限性的对立关系，表达了对丧失朋友与恋人的悲痛。 在小说的结尾，和解姿态扬弃了“命运之歌”中众神与人之间的所有对立：“世界的不和谐犹如爱人的纷争。在争执中和解，而所有被割裂的事物又重新聚拢”(StA 3：160)。荷氏以“一即万有的”一元论和解众神与人以及生与死等许多本来无法和解的对立，这正是其对立观的独到之处。正如约翰·施密特分析的那样： “命运之歌”描述了偏离中心的两极最大程度的对立。“命运之歌”完成了人生的完全分裂，分裂成没有时间概念的乌托邦理念以及充满痛苦的现实感受。这两个空间毫不和解地对立。与这种人与众神的二元性相反，叙述者最后还了解一种唯一的存在，它包括所有对立，生与死，悲哀与幸福。他以此消除了所有对立。众神与人不再彼此分离。他们在一种包含万有的自然法则上成为一。(Schmidt 963-964) 这里所指的叙述者正是许佩里翁。作为一个作家，他扮演众神与人之间的传授者。费格斯认为，他是柏拉图笔下厄洛斯的拟人化代表，因为厄洛斯具有“用辩证的方法把被分离的事物传授成整体”的能力(Firges 7)。许佩里翁在书中反问道，“难道神圣的自然不也要忍受痛苦吗?”(StA 3：150)他以反诘句的修辞手法，淡化了众神的万有权力和无限性，仿佛缩小了人与神的差距。 需要说明的是，在荷氏毕生的诗文中，“众神”这个概念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泛神论者，他的“众神”大多指称古希腊神话中的众神。荷氏对希腊语的熟练掌握，对古希腊文化的强烈兴趣，以及对西塞罗的著作《众神的本质》的阅读，都促进了他对希腊众神的崇敬。“众神”这个概念几乎成了他审视并批评现代、留恋过去、憧憬未来的一个标志。对他而言，众神只出现在过去与未来的理想状态中，而现代异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众神的远去。因此，面对远离众神、毫无生机的现代，荷氏渴望众神的复归。荷氏“尤其作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人，他的人生之路是通往众神之路”(Schadewaldt 174)。在荷氏的观念中，众神与人的“本质的对立”“在和谐中消解”(Otto，Der Dichter 45)。 荷氏还强调古希腊雅典人与现代德国人的对立。许佩里翁赞美古雅典人卓越的天性：美、自由、接近众神和自然性。“古老的雅典民族的优越性”(StA 3，77)给许佩里翁留下了深刻印象。雅典人是自由的民族，“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更自由”(StA 3：77)。雅典人来自“自然之手，身心皆美”(StA 3：79)。雅典人接近众神：“这个民族热爱他们的孩子，众神，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象展现在他们眼前。”“对自然必要的意识来自雅典人的精神之美。”(StA 3：80)荷氏用理想的画面美化古希腊，表现升华的人生、社会的和谐以及快乐而兴奋的个人： 当我们登上山顶，东方破晓。在很久以前，古老的太阳神居住于此，在众神的节日中，那时，集合在一起的希腊就像金色的云朵一样，使太阳神光芒四射。在快乐和兴奋的热潮中，希腊的小伙子……就像半神一样，孕育而生。在小树林中，在神殿中，他们的心灵觉醒，并且发出声响，而每个人都保存着令人欣喜的和弦。(StA 3：15) 在古希腊，个人成为有壮举的英雄，用言语表现自己的诗人和智者。在荷氏看来，古希腊是“美丽的、和谐快乐的集体”。许佩里翁美化古雅典人，脑海里浮现出“始终如一的和谐”(Bay 116)。这种和谐渗透在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 在赞美古希腊文化的同时，荷氏无情抨击现代德国人的实用主义，批评他们丧失了人的社会完整性。远离了自然和众神的现代德国人，被现代化社会分工肢解成只适于各种功能的、高度专门化的职业人： 自古以来的野蛮人，由于勤奋和科学甚至由于宗教而变得更野蛮了，完全没有能力产生任何神圣感，已经堕落到了骨髓……愚钝而没有和谐……我无法想象，还有比德国人更支离破碎的民族。你看到工匠，但看不到人，看到思想家，但看不到人，看到牧师，但看不到人……德国人喜欢守着最必要的事情，因此，他们身上保留如此多拙劣的东西，却如此少见自由与真正令人愉快的品质。可是，但愿这些人别那么对所有美的生活都麻木不仁……他们要是不讽刺神性该有多好!……他们那里之所以毫无繁荣景象，是因为他们并不尊重繁荣之根，神性的自然。(StA 3：153) 这段抨击现代德国人的话成为德国文学中的经典文字。如果说现代德国人代表全体现代人，荷氏则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所有现代人的缺陷。我们可以用荷氏的三阶段历史发展观，来进一步衡量古雅典人与现代德国人的对立。被荷氏理想化的古希腊具有社会和谐的特征，代表该历史模式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指异化破碎的现今，远离众神、自然肃杀、弊端种种。第三阶段指具有诗艺和谐的人类未来。古希腊典范式的过去与荷氏想象中的人类未来，构成与现今的对立。 向往和赞美古希腊，这在荷氏的诗文中一直占有重要席位。他在《许佩里翁》倒数第二版前言开头就坦言：“希腊是我的第一爱”，“也将会成为我最后的爱”(StA 3：235)。他对古希腊根深蒂固的爱源于他对那段人类已逝的黄金时代的向往。在其观念中，古希腊是医治现代病的一剂良药，众神的复归会终结现代的弊端，“会重新开启”“一种处于纯真无邪而统一的”的生活(Schadewaldt 181)。强烈吸引他的，不仅是古希腊人“和谐的-美的特征”，而且还有“希腊的全部现象”中“那种神性”(Otto，H  lderlin 51)。“在荷氏的思想中，由温克尔曼、歌德、席勒和赫尔德开启的对古希腊的爱与崇敬，取代了主观唯心主义”(赵蕾莲122)。上述三组对立关系体现了荷氏对立观的不同侧面，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对立统一、以一元论为标志的统一。荷氏主张，由诗艺统领一切，让柏拉图意义的美学观充当统一哲学的重要途径(赵蕾莲120)。对立统一、一元论、统一哲学，这些是荷氏克服二元论弊端的法宝。在许佩里翁与朋友和恋人之间对立的人物设置中，处于核心的主人公最后和解了其他两个人物对立的性格矛盾，克服了其片面性，日臻完善，成为一名成熟的诗人。而众神与人的对立，既在主题上渲染众神存在状态的美好、不受局限与人类痛苦的可消逝性和局限性之间的对立，又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和对主人公的塑造上，为下文进行铺垫，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主人公最后依据“万有在一”或曰“一即万有”的泛神论思想，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视死为生的补充，并宣布准备赴死，与死去的恋人成为“一”。他以此超越了人与众神、生与死的强烈对立。这表明，他在“万有在一”这种更深层的意义上理解死亡。第三组对立由完美的古希腊人与代表现代弊端的现代德国人构成。荷氏在审美层面上渲染古希腊人的和谐完美，发现了美的客观性，发展了他的平衡主体与客体的美的学说。同时，他把这组对立纳入其三阶段历史发展观中。他以这组对立加强了对现代弊端的批评，同时视古希腊为人类未来的目标，把古希腊放到其诗艺理想主义的未来。在诗人憧憬的理想的未来，人类曾经的辉煌时期古希腊会复归，自然恢复生机活力，众神返回人间，人们克服现代异化弊端，即未来会和解过去与现在的对立矛盾，达到一种统一。概言之，对立统一思想、一元论、统一哲学是荷氏演绎种种对立的基础。他承认事物的对立矛盾，同时借助统一哲学，克服二元论弊端，平衡与和解对立因素，从而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和谐，这就是荷氏对立观的独到之处，也是其强调和而不同的和谐观的精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