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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雅驯”：日本近代“诗史”的文体风格 文体是文学史的核心概念，对文体的掌握与创新程度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才能的重要标准。中国语境中的文体综合了西方文论中风格和体裁两方面的内容。日本汉诗人对“诗史”文体的独特认识与中国“诗史”观迥异其趣，对此问题进行探究显然必要。 “诗史”从文本类型来说是诗不是史，但其在保持诗歌文体特征的同时也吸纳了史的优良传统。前引筱崎弼为赖山阳《日本乐府》所作序称“诗史”之作须“雅驯”。“雅驯”一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孔颖达《正义》释曰：“驯，训也。谓百家之言皆非典雅之训……太史公据古文并诸子百家论次，择其言语典雅者。”(35)可见“雅驯”指儒家之典雅训诫，涵盖了思想内涵、艺术风格两方面的内容，而后代则多倾向于雅而非训，重点在艺术风格一端。笔者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创作实践及相关表述出发，认为雅驯可以作为“诗史”的文体风格来看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诗史”类型风格上须典雅合体 野口胜一为《东洋诗史》所作序云： 诗之体亦多矣，有颂歌之体，有纪实之体，亦有二体相兼者矣。凡颂歌者，贵谨严富丽；纪实者，贵真挚直截。自一王师征清国，海内诗人漫然作诗，不知其几千，而颂歌未见谨严富丽者也，纪实未见真挚直截者也。其中区区者，固不措议论焉。至著称人，尚有以贤所比法官，以我皇比勾践等之语，是不可以国人诗观之，反类代清人颂清廷纪清军者，岂非失体之最甚乎……诗句皆雄而整，雅而婉，不敢假托汉土卤莽之故事。平壤之役者，直叙平壤之役，黄海之战者，直叙黄海之战，将士之所以奋斗，政厅之所以施设，莫一不实叙，乃如此则诗可为史而读焉，史可因诗而绎焉。其颂歌则谨严富丽，其纪实则真挚直截，皆各得其体，非与彼失礼者同日论也。夫清国之诗文，流于浮言虚辞，竟速国运之衰弱矣。本邦方会奎运勃兴之时，苟作诗文者，岂可不深鉴哉?(《东》：1-2) “体”即艺术的风格要求，谨严富丽为颂歌之体，真挚直截为纪实之体，无论哪一类型，皆须合体而非失体。体与“诗史”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日本“诗史”得体的思想评判标准是倡导尊皇爱国，不能起到这个效果甚而相反的，就是严重的失礼行为，在艺术上的表现则为失体。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36)，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日本汉诗人将其天皇比作勾践，当然是出于歌颂目的，但野口氏还是批判这是失礼行为，其中隐含的是“勾践岂能与我天皇相提并论”的傲慢心理。所谓“不敢假托汉土卤莽之故事”，非不敢也，实不屑也。天保三年(1832)筱崎弼为赖山阳诗集作序，称其诗“合典故于和汉”，尚以其善用汉典为能，而到了明治二十八年(1895)日清战争日本大胜后，野口胜一则以引用汉典为耻了。他认为战争只要直接叙述即可，汉典可搁置不用；清国诗文陈陈相因，不能真切叙述当代史，其使用岂止“流于浮言虚辞”而已，简直是“竟速国运之衰弱”!在他看来，日本兵力强盛，文化优越，清国诗文不仅不可效仿，而且应该引以为戒。为使“诗史”思想上不失礼、风格上不失体，日本汉诗人必须另辟天地，走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道路来。明治三十二年(1899)，富冈敬明完成《双松山房诗史》，请友人评点。行德拙轩评《奉呈闲叟公左右》一诗道：“叙记恩德，壮雅有体。”(37)町田柳塘评《明治十七年十一月恭承敕任官之式》一诗道：“谨厚得体。”(38)皆从得体角度评其为成功之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