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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诗论史：“诗史”的评价功能 汉许慎《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24)史家须秉持中正原则，对人物事件作出公正评判。宋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文信国集杜诗序》云：“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其以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25)认为杜诗符合“史”的要求，“诗史”应该以诗为评，对人物事件作出评判。日本数量庞大的咏史诗充分说明了诗歌评论功能的强大。赖山阳弟子牧輗称赞赖山阳《日本乐府》道：“本邦开辟以还，治乱兴废之机，英雄忠烈之概，与夫奸猾佞邪之蹊径，因其事实，析情伪于只句零字之间，了然如明镜一照，妍媸悉现。前人所谓‘诗史’者，预为此集目也。”(《日》：序2、3)此论尚着眼于以诗存史的实录精神，而赖山阳友人田能村竹田评价《日本乐府》则云：“六十六阕悉是古来贼臣诛心之利刀，古来谗臣结舌之铁索，又与古来恨人照冤之明镜也。”(《日》：评2上)清者不能自清，浊者亦不会自浊，“诗史”则可扬清激浊，行使评判功能：对贼乱谗佞者绳之以法，使含恨千古者昭雪陈冤。 日本“诗史”中的众多序跋评点出色体现了它的评价功能。以论事而言，如《东洋诗史》中《阿片烟害至近年益甚云南地方产阿片最加多》三首，附有七则评点，其中第二首诗云：“四亿万人十中一，吃他鸦片出云南。耗精促命颜灰白，义气销磨不识惭。”本多晋评曰：“按《栈云峡雨日记》，阿片多出云南云。夫云南人以毒药谋生计，是人颜兽行耳。”鬼头玉汝评曰：“道尽阿片烟害，可充清国灭亡史之一部。”(《东》：10-11)1876年，日本外交家、汉学家竹添进一郎在中国考察，完成《栈云峡雨日记》一书，其中6月21日豫州日记称冀、豫、晋、川、广、云、贵诸省皆种植鸦片，而云南烟品为第一；清国人口四亿，而食鸦片者达十分之一；认为“鸦片之性，耗精促命，其毒甚于鸩。吾恐百年之后，四亿万之民尽衰羸，而生类几于灭矣”(26)。两相对照，可知本诗及评点皆源自《栈云峡雨日记》。而本多晋则进一步议论道：“英国以天主教专称救人，而卖杀人药如此。紫髯绿眼人皆其言行，果何如哉?”(《东》：3上)野口胜一评《外国》(其二)曰：“文明开化其形，夷狄禽兽其心。”(《东》：2下)二人猛烈批判了西方列强虚伪残暴的侵略者本质。此类评论一方面贬斥了中国广植鸦片以抵抗洋烟倾销的饮鸩止渴之举，传达出如此国家、军队在日清战争中显然不堪一击的自信姿态；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幕末以来的攘夷思想，对西方侵略者保持一贯的提防批判立场。 以论人而言，如《东洋诗史》中野口胜一评《大岛公使搭八重山舰急赴朝鲜》曰：“一篇大岛公使赞。”(《东》：4下)鬼头玉汝评《云岘宫》曰：“廿八字可以代大院君传。”(《东》：6下)本多晋评《备前川上郡大贺村三宅菊次郎》曰：“此诗刻石可为菊次郎墓铭。”(《东》：9下)无论是传、赞，还是铭，都须臧否人物。这三则评点将诗歌视为散文体著作，乃是着眼于“诗史”的评价功能。《朝鲜》一诗云：“旋转乾坤替革新，扶持自是神明力。”野口胜一曰：“朝鲜宿弊不借神明力，不易洗涤。”又评《对清意见》一诗曰：“扶弱挫暴，真仁义军也。”(《东》：5下)将入朝日军视为神明之师、仁义之师，其入侵、控制朝鲜乃是除暴安良的义举，可是历史的发展却无情地揭穿了日本汉诗人自唱赞歌的伪善面孔。1910年8月22日，寺内正毅与朝鲜亲日总理大臣李完用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正式亡国。对此，日本汉诗人田边碧堂写下《恭读并合朝鲜大诏》一诗道：“梏矢来朝舟楫通，二千年史想神功。依然金尺山河在，还入扶桑日影中。”(27)两千年的吞韩梦想一朝实现，如何不令这些军国主义者得意洋洋?而《东洋诗史》诗评所谓的旋转乾坤、扶弱挫暴自然不攻自破了。 综上所述，在记录功能上，日本近代“诗史”大多能够“与时事相表里”，忠实记录当代史，甚至对部分史事起到补充作用，但有些作品在选材上细大不捐，将日常琐事入诗，呈现出“史”的泛化倾向，从而不具有典型意义；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部分侵华“诗史”做不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28)，称不上“实录”之作。在评价功能上，“诗史”及相关评点序跋扬清激浊、褒贬有力，对晚清弊政、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批判一针见血，力图彰显本国政治的优越性与军事行动的正当性，凸出民族本位。“自诗进于史”从诗人来说，就是“诗史”须履行史的记录评价功能；从读者来说，就是通过阅读了解古今历史真相，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念。我们从日本近代“诗史”的实践来看，少部分“诗史”史观是有问题的，夹杂着褊狭甚至错误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