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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与批评形式主义 现代俄罗斯人文界是一个善于创新的思想资源集散地。1921年雅克布森在《现代俄罗斯诗歌》提出了“文学性”的文论核心追问，即“关于文学的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把文学作品变成文学的那个东西”(Лихачев，Русская словесносмь 124)。在雅克布森确认文艺科学的主攻方向为“文学性”后，形式论宗什克洛夫斯基又提出了“陌生化”或“奇异化”法则。形式主义者认定“文学性”的要义就是文学作品语言结构“陌生化”或“奇异化”，即在阅读中加深感知难度的方法就是文学创作的宗旨。这种文论片面深刻虽然引起了学界一时瞩目，但是，在长于文学史研究的专家看来，“文学性”和“陌生化”的这个定义回答不了文学创作的诸多复杂现象。利哈乔夫院士尖锐地指出，“陌生化”概念具有构词学的明显学术缺陷。他批评道，“这个术语很不成功——不知道它是从什么词汇中产生的；凭听觉这个术语易与‘отстраннение’一词混淆，甚至即便是正确听到后，也不能立即明白‘陌生化’，而不是‘国家’(可能，更加正确一点写这个术语是通过两个‘н’)”(《解读俄罗斯》312)。在利哈乔夫看来，术语的清晰是避免逻辑混乱的前提之一，而形式文论者却一心标新立异，缺少严谨的构词学的正确理念。利哈乔夫还注意到，形式学派的那一套所谓文论创新只不过是对现代文学思潮，特别是对未来主义文学特点的总结，不过，这些看似新颖的文论对中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却很不适用。他指出，对中世纪读者而言，主要的审美享受是在“陌生的”现象中发现“熟悉”的现象。他在“关于文学研究的思考”中曾经以中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为论据，证明了体裁和手法的“世俗化”(即“熟悉化”)创作法则的运用在当时艺术实践中占主导地位(《解读俄罗斯》313)。典型例证是，古代俄罗斯艺术就是“艺术装饰”的现实艺术。“现实艺术”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俄罗斯世俗大众熟悉的艺术内容和形式。他还注意到，无论是中世纪文学，还有近代文学，都存在着另一个典型现象，这就是俄罗斯作家固有的“形式的羞愧性”，即作者们为了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力求摆脱“过于成型的纯文学的形式”，他们在写作时大多用口语或公文语言，而不用文学语言写作(《解读俄罗斯》313)。利哈乔夫反问到：“而近代艺术总是追求将平常的‘陌生化’吗？如果这是‘陌生化’的话，那么，是从什么观点呢？”(《解读俄罗斯》313)显然，与学术视野相对狭隘的形而上学偏激的形式文论者不同，俄罗斯文学史家是从更加“长远的时间”(巴赫金语)来看待文学的本质特征问题的。不仅古代俄罗斯和中世纪文学缺少所谓的“陌生化”，近代现实主义的文艺大繁荣也证明“陌生化”写作并不是作家们趋之若鹜的审美取向。的确，普希金的创作也可以作证。诗人常常采用民众熟悉的题材、体裁和语言进行写作。他还经常鼓励果戈理等后辈作家到集贸市场上去学习俄语。他的现实题材和历史创作“驿站长”、《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加乔夫史》、《彼得大帝史》和《上尉的女儿》都是对俄罗斯人熟悉的生活现象的聚焦和浓缩，其表达手法绝无丝毫奇异陌生可言。这毫不奇怪，普希金语言的第一导师正是描绘民族传统生活的俄罗斯民间文学，而不是以所谓“陌生化”著称的“纯文学”。当然，即使在传统文学中出现了“陌生化”的转型，也是从熟悉的现实生活和人物中派生而来的。大批评家别林斯基曾经提出过文学典型的著名定义，典型即所谓“熟悉的陌生人”。显而易见，别林斯基的这个典型定义的逻辑重心并不在陌生化上，而是在“熟悉化”上。其实，从西方最早的文艺理论“模仿说”来看，人类对艺术的接受从一开始就是从“熟悉化”起步的。欧洲文论中的“模仿说”、“再现说”和“复制说”都是从“熟悉化”的文学现象着眼的。因此，利哈乔夫依据俄罗斯自古至近代文学创作的文学经验与史实对形式文论的批评，不仅更加有理有据，而且充满着辩证思维的分寸感与文学史论者的严谨。 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俄罗斯文艺学界具有牢固的地位。利哈乔夫在喜爱的文学史和文论研究中也始终坚守这一传统。在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里德连杰尔的文论著作时，利哈乔夫高度赞赏了他从历史具体的语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指出弗里德连杰尔超越普列汉诺夫和梅林的地方在于，他能够“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和美学的具体言论”，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方法”(“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604)。同样，他主张还原马克思恩格斯使用“现实主义”术语的历史语境，并从学科意义上具体分析这个经典术语。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个术语的，他们所指的不仅仅是19世纪的艺术的优点”(利哈乔夫，“评《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问题》”605-607)。在“文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文中，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变化着的价值”(Лихачев，“Принцип историзма в изучениилитературы” 121)。这不禁令人想起别林斯基的名言：文学批评是一种运动中的美学。在评价俄罗斯文本学成就时，利哈乔夫也强调，“文本学中的历史主义也表现在文艺学多种多样的领域里。历史主义早就占据了古罗斯文学研究的前沿阵地。其光辉成就展现在德米特里耶娃献给古代罗斯的那部专著中”(《解读俄罗斯》315)。他不仅鼓励学者在文学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方法论，而且坚信这种富有成效的方法论会对现代结构主义的弊端加以清除。“重要的是在俄罗斯的解构主义研究系统中越来越顽强地流露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归根结底将结构主义变成非结构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摧毁着结构主义，同时又允许从中吸收最好的因素”(Лихачев，“Принцип историзма в изучен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121)。在“文学的结构”一文中，他率先践行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指出“近代文学的结构就显著地不同于中世纪文学的结构”(Лихачев，“Строе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54)。所以，不能像某些学者那样一成不变地抽象谈论文学的作品结构，而忽视文学结构的历史演变性。同样，在探讨文学作为交际和复调的时候，利哈乔夫也没有忘记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俄罗斯文学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统一：历史的统一和在每个时代的内部既斗争又结盟的统一”(Лихачев，“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к общение и полифония”146)。这充分显示了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和宽容态度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利哈乔夫既坚守俄罗斯人文学科的优秀传统，同时又不失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他能够把历史主义的学科传统和现代人文学科的前沿观念有机融合在一起，以史论与文论兼容的方法推进文艺思想研究的发展。 近代以降，俄罗斯文化成为欧洲启蒙主义文化后续发展的重要构成，逐渐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学中心主义的人文伦理文化，对世界人文思想的深化多有贡献。而文学中心主义的要义有两个显著的方面；一是向外，倡导“为人生的文学”(鲁迅语)理念，文学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形成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二是向内，提倡包括文艺家在内的知识分子追求道德完善，刻意人格完美，弘扬真善美。利哈乔夫在20世纪人文思想的探索依然沿着俄罗斯主流思想传统进行，并结合现当代的文化现象加以切近时代精神的丰富与拓展。他的“知识分子特性”观、“文化性”理念、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体论都没有离开俄罗斯“为人生文学”的思想轴心。有关“知识分子特性”的界定摈弃了狭义单纯技能定义，扩展了“知识分子特性”的人文内涵与外延；“文化性”蕴含的新人文伦理打破了传统仅仅以人为中心而忽略人与自然和谐的旧文化观；对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克服了厚今薄古忽视传统规律的形而上学的偏执；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体论内化了现实主义的思想与审美两个层面的内在关联。因此，深化利哈乔夫文论思想的解读有助于拓展当代俄语文学及文化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