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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我们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一门学问，然而它真正的确立实际上不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其建立的条件是西方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和现代化以来新的知识体系和大学机制。在法国文学史知识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是三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完成了文学批评从个人经验的审美向知识体系的转化过程。 【关 键 词】文学史/圣伯夫/丹纳/朗松 【作者简介】钱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学有历史。按照现代的文学概念所划分的文类，中国的文学史上溯至《诗经》，西方的文学史上溯至荷马史诗。然而，把文学作品的沿革当作历史加以研究却是非常晚近的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法国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建立并得到学术的承认，成为大学文科教育的基本知识系统之一。可以说，这是文学批评和研究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已经把文学史当成一门理所当然的学问，但是在经历了“文学理论”对文学史的冲击之后，回望文学史的建立过程，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史，无论是其局限性还是价值。 经过18世纪“启蒙时期”的洗礼，欧洲观察世界的视点从神逐渐走向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等思想，推动了从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转向。他从普遍的怀疑出发寻找理性的基础，认定只有那个正在怀疑的我是无法否认的：“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①虽然笛卡尔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理性思想却出乎他自己的意料，动摇了上帝的地位。从此，大写的理性逐渐取代了上帝的位置，人开始成为世界的主体，开始站在自然和世界的对面发现和认识世界。帕斯卡(Blaise Pascal)在《思想录》中的一段话表达了对人的理性思维的崇尚：“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②人，作为思维的主体逐渐与作为思维客体的世界相分离。与认识论转向相对应的是向人类学的转向。康德哲学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革命”，自此以后，世界之秩序并非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对象。人的理性和意志成为整个世界的出发点。福柯在《词与物》中总结了康德的三个问题：“当康德在自己的传统三部曲上添加了最后一个问题：于是三个批判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就与第四个问题联系在一起，并以某种方式归于‘它的说明’：人是什么？”③欧洲思想开始向人自身聚焦，由此产生了心理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等一系列人文学科，它们将与文学史产生紧密的联系。而文学史自身的焦点也是人的问题：作品的造就者——作家。 直到法国大革命，欧洲的历史观与中国古代的历史观是比较接近的，类似“进步”或者“发展”的概念对于欧洲人的精神来说也是陌生的。在当时人们的意识中，人类的根本境遇是完全相同而不变的，历史事件被看成孤立的不连续的特殊事件，人类的秩序主要是空间性的，而不是时间性的。19世纪以前，描写历史故事则一直被当作一门艺术，属于文学的一部分，历史小说(roman historique)和历史著作被看作相类似的文学作品。贡巴尼翁在谈到史学与文学分离的过程的时候，说：“直到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最后25年，历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与文学分道扬镳，立身于科学之中……”④历史逐渐从叙述话语转向实证知识，丹纳与米什莱争论的时候说道：“确实，历史是一门艺术，然而它同时也是一门科学。”⑤新建立的历史学所具有的博学和实证的特性很快使它在人文学科中建立了强大的权威，而且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变化的有力武器：一方面历史学为社会的变迁确立了时间上的轴线，并建立了从古到今的连续体；另一方面，它也能为现实世界提供“我们从何处而来”的说明，并且对未来提出种种构想。对“永恒秩序”的思考让位于对人类变化历程的解释，19世纪成为“历史”的世纪：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从米什莱到丹纳，历史成为人类反观自身的关键词。 对文学的思考同样也与上述的制度和思想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圣伯夫⑥、丹纳⑦和朗松⑧三位大师的贡献，文学史作为研究文学的专业逐渐建立起来，直到当下还是大学文学系的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文学史被当做实证主义的文学理论，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对作家背景和身世的研究，包括作家的家庭、社会、教育、生活背景以及生活圈子，来解释作家的作品和创作，这是一种发生学的研究，文学史家们希望以自然科学中的因果律方式来回答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因果规律。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出现了三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圣伯夫、丹纳和朗松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家和作品的关系之上，创立了法国的文学史批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