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一词加了引号有意让读者联想到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而“组织规划、经济集中、政府权威”就是“敌人”的标记。赫尔岑固然反对用抽象的口号鼓动人们牺牲现有的自由和幸福以实现海市蜃楼般的未来长远目标，但是他也不是伯林用“广阔、丰富、‘开放’的社会”来指代的英美“自由世界”的崇拜者。经伯林整理选择后呈现给读者的赫尔岑的自由观有“政治上正确”的色彩，未免太简单了。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被伯林有意忽略的赫尔岑思想的另一面。 在《往事与随想》第九章，赫尔岑用较长的篇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为什么在自由问题上也有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他在旅英期间目睹了英国制度的自由，可是他怀疑英国是否能成为自由的典范。他观察到，精神的或内在的自由并不一定是由政治自由来保证的，政治上受奴役的欧洲大陆在精神上可能比英国更自由早期的、“妥协的”别林斯基在比较法国与普鲁士时有类似言论（“在这个立宪的法国，思想的自由远远不及独裁专制的普鲁士”）。见别林斯基于1837年8月7日致伊凡诺夫信，载《别林斯基全集》，苏联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1卷，第148页。这条注释系由陈燊先生提供。。英国人的自由得力于建制与传统，来自习惯法和思想方式：“在社会偏见面前，骄傲的不列颠人低下了头，毫无怨言，恭恭敬敬。”正是遍布社会的偏见使英国人难以达到精神上的自由。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不能为英国社会所容，“说明社会丧失理性的程度，即英国精神奴役的深度”。由此赫尔岑得出一条悖论：政府干预得越少，言论自由的权利越得到尊重，舆论反而越带有了强制作用，人民更热衷于互相监视。赫尔岑失望地发问：“难道只有无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他在美国注意到类似的现象：“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尼古拉一世、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美国南方自不待言，至于北方，“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往事与随想》，下册，第233页至244页。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美国流行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这“排斥异己传统”的发作。笔者认为重要的不一定是赫尔岑对英美社会的评论是否公允，而是在讨论他的自由观时不应（故意）疏忽他这种独特见识。将个人自由视为最值得追求的目标也会与伯林的犹太认同产生冲突。在谈到德国作家赫尔德时伯林深情地说，人的根本需要是归属于一个共同体，这种需要就和温饱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同样重要和自然。赫尔德还把乡愁称为“最高尚的一种痛苦”。共同体和乡愁的观念都不会把个人视作自足的独立体。 欧文的学说起源于对英国个人主义和政府不干涉政策的反思，赫尔岑对他的钦佩可惜不见于伯林的文章。赫尔岑曾经讥讽过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攻击欧文的绅士们，他为他们所描绘的形象也应引起伯林的警觉： 尽管我不是一个生性嫉妒的人，我还是真心诚意羡慕他们。我十分佩服他们那种冷若冰霜、自以为是的优越感，那种泰然自若、心安理得的态度，那种有时谦让，但始终不偏不倚，不时流露一点讥笑的宽容口吻。同上，第231页。 《俄国思想家》有一个话题不时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在20世纪初的俄国，是不是有一条和缓之路可供选择？伯林说，20世纪中叶的印度、土耳其和南斯拉夫没有去赶集体化急行军的路子，向世人证明了新的可能性。屠格涅夫曾表白道：“我是，而且向来就是‘渐进主义者’。”这也是伯林乐于认可的一种态度。以剧变奠基的国家也会面临因时而变的压力，希望伯林在八九十年代依然本着他的善意与谨慎拒斥“休克”，肯定一条渐进的徐缓之路。然而当叶利钦以革命的方式否认、摧毁1917年的革命遗产并引发社会灾难时，伯林和他的思想之友却未加阻止，他们甚至出于冷战的考虑乐意看到昔日的对手在一次次革命中消耗自己。 尽管如此，《俄国思想家》还是一部极其出色的著作，书中的《俄国民粹主义》、《托尔斯泰与启蒙》和《俄国与一八四八》也很有见地，它们与本文提及的几篇文章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整体。它在帮助我们认识俄罗斯激进主义之源的时候也促使我们思考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俄罗斯文学中的政治是我们的一面镜子，阅读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读书界应向译者彭淮栋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