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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尔卡狄的父亲提醒这位虚无主义者不可忘记建设时他又说：“那不是我们的事情了……我们应该先把地面打扫干净。”历史仿佛不是一条延续不断之流，它可以轻易斩断；只有彻底的决裂才有崭新的、白纸般的开端。 屠格涅夫待人谦逊、亲切、温和（读英美文学的可看一看亨利•詹姆斯的回忆文章），他在小说《父与子》里并没有判断是非，表明好恶。伯林认为，屠格涅夫敬佩那些急于改变现状的人，他们有“无私的奉献、纯洁的动机以及殉道精神”。但是屠格涅夫又担心错误的手段会破坏善良的目的，恐怖主义引生的损失可能超过它可能带来的益处。“一边是要把旧世界连根茎带枝叶毁掉的人；一边是他这种要挽救旧世界的人，他们要挽救，因为，在一个用狂热与暴力创造的新世界里，值得你生活的东西可能太少。”《俄国思想家》，第348页。屠格涅夫当然还记得另一位英年早逝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对他的批评。后者在评《前夜》时呼唤俄罗斯的英沙罗夫（《前夜》中那位保加利亚民族英雄），他说：“你坐在一个空箱子里，想从里面倒翻箱子，多么费功夫！要是由外面来，一推就翻了。”同上，第325页至326页。也就是说，必须憎恶现有秩序，与整个制度断绝一切关系，就像美国军队“由外面来”推翻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政权一样。箱子里无数普通百姓的命运将随着箱子的倾覆而遇难，这难道就不必考虑？ 在某种程度上伯林希望把赫尔岑列为屠格涅夫的精神之友。《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真正的主角是伯林素来佩服的赫尔岑。在《辉煌的十年》第四部分，赫尔岑是作为别林斯基的参照或对立面出现的；在《赫尔岑与巴枯宁论个人自由》一文中伯林假赫尔岑之口表述或丰富了他自己在一个特定时期提出的自由观。用赫尔岑或托尔斯泰来抨击所谓的“铁的规律”和“普遍道德的原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赫尔岑与伯林的自由观有凿枘扦格之处，在此略加论述。 按照伯林的“消极自由”说，自由就是个人独立，免受他者干预详见《两种自由概念》一文，载伯林著：《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赫尔岑显然不是“消极自由”的拥护者。他相信将内心仍是奴隶之人解放往往导致野蛮和无政府状态：“将巴士底狱片片拆毁，并不就会使囚徒变成自由人。”人需要真正解放自己才能自由，而解放自己就意味着消除自己内在的障碍。在伯林的“消极自由”说里，消除内在障碍有实行“积极自由”之嫌，因而并不为他所重视。查尔斯•泰勒在《消极自由错在哪里？》一文中强调，为获致自由，仅仅消除外在的阻碍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对愿望、目标进行定性辨别，亦即讨论什么东西对人是重要的，不然“自由”的概念就变得荒唐可笑。当一个人无法有效地控制自己并塑造自己的生活时他是不自由的。该文收入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68页至91页。赫尔岑视内心的自由为生命，要将他的自由思想纳入伯林反“积极自由”的总体构想恐怕非常勉强。我们来看看伯林如何创造性地复述赫尔岑的自由观： 生命之目的即在生命本身；为自由而奋斗，目的是求个人今日、此地的自由；个人各自有其自身目的，个人的目的对他们自己是神圣的，他们为此而奋斗、吃苦；为无法言喻的未来幸福之故而粉碎他们的自由，阻断他们的追求，毁坏他们的目的，是盲动……个人自由何以值得追求？个人自由本身即值得追求，因为个人自由就是个人自由，而非因为多数人欲求自由。《俄国思想家》，第115页。 这是赫尔岑的观点还是伯林本人的思想？伯林自己所处“冷战”时代的一些特征和套语渗透到他对赫尔岑自由观的描述之中，于是赫尔岑摇身变为伯林所在的营垒里一位雄辩的斗士： 赫尔岑欲求个体自由，甚于幸福、效率或正义；他宣斥组织规划、经济集中、政府权威，因为凡此都可能戕害个人自由发挥奇思幻想的能力，以及个人生命在一广阔、丰富、“开放”的社会环境里造就无限深度?变化的能力。《俄国思想家》，第12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