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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诃夫笔下的主人公们身处寂寞无聊的环境，遭受粗暴沉重的压迫，但对于幸福依旧充满期待，常常给出自己独特的幸福想象。就像《在大车上》的女主人公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出于贫困在乡村学校当了教师，从没感到过教育工作的神圣，每天不得不为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等问题操心，忍受着艰苦而乏味的生活，得不到任何安慰，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于是她变得苍老，粗俗，失去了灵活、美丽的身姿。她觉得，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爱上什么人，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事。 四月的一个早晨，严寒的、阴暗的冬季刚刚过去，春天却突然来了，然而对于坐在大车上的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来说，美妙的春天气息却没有任何新鲜有趣的地方，在她做教师的十三年里，她曾经无数次地坐车往返城里和学校之间，将来也还会如此，她除了单调固定的生活外想不出别的前景来了。路上，她遇到了长相漂亮，风度文雅的地主哈诺夫，可是生活的安排却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又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 （10，179），然而青春和生命自有它的权利和力量，风儿带来了哈诺夫远去马车的响声，女教师虽然满脑子学校里的杂事，可仍然情不自禁地“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10，179）。与幸福紧密联系的是关于往日的回忆，于是她栩栩如生地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父亲、哥哥、莫斯科的住宅甚至与当年的欢乐时光相联系的细微末节。在梦幻中她“忽然听见弹钢琴的声音、她父亲的说话声，感觉自己像那时候一样年轻，美丽，打扮得漂漂亮亮，待在明亮、暖和的房间里，四周都是亲人；欢欣和幸福的感觉忽然涌上她的心头，她兴奋得用手心按住太阳穴，温柔而恳求地叫道： ‘妈妈！’”（10，184） 这当儿，她再次遇到哈诺夫，在幸福幻景的感召下，她“想象那种从来也没有过的幸福，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像对一个跟她平等、亲近的人那样，她觉得她的幸福，她的喜悦，在天空，在四处的窗子里，在树上放光。是啊，她父亲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死，她也压根儿没有做教师，那无非是一个漫长、沉闷、古怪的梦，如今她醒过来了”（10，184）。 在契诃夫笔下，生活越是苦闷无望，他的主人公们对幸福的期盼也就越热烈，《凡尼亚舅舅》中的索尼雅是这样，《第六病室》（1892）中的格罗莫夫是这样，《在流放中》（1892）的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也是这样，即使他们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短篇小说《在流放中》是契诃夫萨哈林之行所带来的系列作品之一，通常在各类选本中不被列为最有名的短篇小说，可是这篇短短的小说中提到的人的命运、幸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在契诃夫的全部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参与了当时的文学和哲学论战。 小说里并列了两种对立的生活观。外号叫“精明人”的渡船工人老谢敏拒绝任何幸福和希望的诱惑：“魔鬼拿我的老婆，拿我的亲人，拿自由来逗我，可是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8，361）讥笑遭受厄运还心存幻想的人：“谁要是对魔鬼让一让步，听了他的话，哪怕只有一回，那就完了，这人就没救了：他陷进泥潭，灭了顶，休想爬出来了。”（8，362）正如《匿名氏的故事》（1893）里格鲁津对不顾一切追求自由幸福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所说的那样：“生活为了坚持它的保守性，是残忍、粗暴、无情的，那就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说，人追求自由，也应当跟生活同样地粗暴无情。”（9，77）为了在流放地能够活下去，老谢敏把自己磨炼得像是一块冷漠的石头，“能够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大吃青草了”（8，362），也能够反过来恶狠狠地报复无情的生活：“命运真要是狠心地欺负您跟我，那就不必向它求情，对它叩头，而要看不起它，笑它。要不然它就会笑您。”（8，363） 与这个“精明人”相对立的另一类西伯利亚流放犯们以年轻的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为代表，他们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也梦想幸福，盼望家庭团聚。鞑靼人带着憎恨对精明人说：“上帝创造人，是要人活，要人高兴，要人伤心，要人忧愁，可是你，甚么也不要，所以你，不是活人，是石头，泥土！”（8，369） 一般说来，精明人谢敏让读者觉得难以忍受，而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则引起了人们的同情，而历来的阐释也认为，精明人的生活观念是虚伪的，而与他相对立的生活观念则是积极正面的 ；另外也有人在精明人身上看到了“俄国民族意识”的体现者和“民间的抗议者” 。可是我们认为，这里更重要的不是从伦理上区分这两类人观点的正确，而是判断这两类人观点在整个艺术结构中所发挥的功能。 小说中人物命运展现出的悲喜剧表明，精明人尽管惹人厌恶，然而残酷的生活却证明了他的预言完全应验，他不自觉提出的禁欲主义哲学竟然是人在流放地能够存活下来的唯一途径。而他的对立面，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却屡屡犯错，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瓦西里•谢尔盖伊奇刚来西伯利亚的时候，一心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过活：“我要劳累得满头大汗，……”（8，362）他不顾精明人的劝告（“要是您要您自己幸福，〈……〉顶要紧的是什么也不要。”（8，363））把妻子接了过来，对生活充满希望：“哪怕在西伯利亚，人也活得下去呦！”（8，363）为了让年轻漂亮的太太高兴，他得在家招待各式各样的坏蛋，后来又给女儿治病花掉大笔的钱，尽管他为自己的幸福付出了全部努力，然而命运却使他最终人财两空，遭到精明人的嘲笑。关于鞑靼人的将来小说没有明写，但前景也必然不妙：只要他妻子上他这儿来一天，哪怕只来一个钟头，他也情愿为这种幸福受任什么样的苦，而且感谢上帝——可是他妻子万一真的来了，他拿什么养活她呢？周围是黑暗潮湿的环境和毫无同情心的陌生人，他俄语说不好，他的伙伴把摇船的钱私下分光，一个也不给他，反而嘲笑他。命运对他发出的威胁比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要严酷得多，如果他还是不能像精明人所说的那样“过惯”这里的生活，他的毁灭也已经不远了。 由此可见，鞑靼人和瓦西里•谢尔盖伊奇老爷被幸福的幻影所蒙蔽，将逻辑自明置之度外，甚至无视最简单的生活常识，而精明人老谢敏却早已掌握了这种逻辑自明，难怪精明人的口头禅是“明摆着的事”。精明人的禁欲主义生活观却恰好符合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收录的一个故事得出的结论：一个人眼看就要落入恶龙的口中，刚好就挂在一根维系着他的生命的树枝上，他在这根树枝的树叶上看到几滴蜜，就用舌头去舔，也就是在思考幸福（这个故事出自古代印度故事集《五卷书》，被古俄罗斯《序言集》的编者Ф. 留凯尔特和В. А. 茹科夫斯基整理后非常著名 。）。对于写作《忏悔录》、《论生命》时期的托尔斯泰来说，这个寓言象征了人类存在于世间的一个普遍谬误：“那两滴比什么都珍贵的蜜使我的眼睛离开了残酷的真理，——对家庭和我称之为艺术的写作的爱，——我已经不再觉得甜蜜了。”“‘我全部的生活都是渴望自己获得幸福，’清醒的人对自己说，‘我的理智告诉我，对于我不可能有这样的幸福，不管我做什么，得到什么，一切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痛苦和死亡，毁灭。〈……〉大家都这样活着，仿佛没有意识到自己地位的苦难和自己活动的无意义。’” 托尔斯泰告诫人们，不要去追求短暂的幸福，应该随时记住那注定到来的死亡结局。当时柯罗连科曾对托尔斯泰的禁欲主义说教展开论战，他在特写《瞬间》中描写了一个犯人从监狱逃跑，却遭遇到充满死亡威胁的暴风雨之夜，文中发出了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呼唤：“在任何情况下，海给予他的都是自由的几个瞬间。谁知道，为了一瞬间真正的生活是否值得用多少年无所事事来换取。” 上述两位同时代人的幸福见解，契诃夫显然不太满意，也与他对幸福的想象相距甚远，但他并没有给出自己关于幸福的确定模式，而是“正确提出”这两种见解，摆出它们的本质，让它们的代表人物经历生活的考验，促使读者自己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去争取这样的幸福。在契诃夫的文学世界中，幸福似乎只在主人公的想象中获得，而生活却对这种想象发出严酷的嘲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