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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意识的提升，普希金对西方启蒙文化的成果，特别是欧洲浪漫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正如俄国学者日尔蒙斯基所言，“为欧洲浪漫主义经验所武装的普希金重新审视了法国17—18世纪文学，从自己对艺术新的要求的观点出发，即提出了艺术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要求”［4］。被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奉为俄罗斯批评现实主义史上开篇之作的《驿站长》，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启蒙主义时代的人道主义道德力量和现实主义深度的力作，普希金以这样的思想和艺术探索提升了俄罗斯启蒙主义的高度。虽然这篇小说也还充溢着浓厚的卡拉姆津式感伤主义情绪，可以视为启蒙时代俄国感伤主义小说传统的延续，但启蒙主义的人道精神却在这部作品中深化。20世纪传统的俄苏文学史倾向于把这部作品视为揭露沙俄专制社会中贵族对下层小人物的欺压的小说，刻意突出人物关系上的阶层冲突和对立。诚然，贵族上层对小人物的轻蔑和欺凌是作者关注和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里程碑。按作者的点睛之笔，驿站长维林老人“就是一个十四等级的受难者”。对主人公身份的如此表述，无疑彰显出受难者地位的卑微与处境的辛酸，表达了作者的深切同情，但作者的立意却远不停留于此。在整部作品中，除了叙事者外，重点刻画了三个中心人物，即驿站长维林、贵族骠骑兵军官明斯基和站长之女冬妮娅，其中冬妮娅的形象和意义更加独特。其实，依笔者看来，冬妮娅这个维系驿站长、贵族军官和叙事者的核心人物形象，才是作者普希金构思这部经典的初衷，她的生活与情感变迁蕴藏着更深的启蒙主义道德劝诫。维林老人长期受贵族欺凌早已习以为常，好在他生活中有一份“唯一的欢乐”，就是化解生活与事务中冲突纠纷的美丽聪明伶俐的女儿冬妮娅。可是，正是冬妮娅心甘情愿跟随贵族离去，在富贵生活和相依为命的亲人之间的选择结果，击倒了可怜的老驿站长。富有启蒙主义人道情怀的普希金正是用维林老人亲情的丧失及其悲惨结局拷问着读者的心灵：在物欲的诱惑下能否守住传统家庭美德的底线。因此，俄国启蒙文化时代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重视传统人伦道德的劝诫主题，由卡拉姆津式的贵族情爱纠葛通过普希金扩展至对普通劳动者悲凉生活的深切同情。这样的含泪劝诫和温馨提醒其实更体现了长久的超阶层的普遍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警醒，对于俄罗斯文学后世的道德题材创作产生了更久远和更深刻的影响。在苏维埃时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苏联“乡村小说流派”中早已没有阶层冲突，在阶层对立消失的新的生活语境中，更多的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问题的揭示与诘问，例如拉斯普京、别洛夫和田德里亚科夫的作品。显而易见，它们依然延续的是普希金时代启蒙文学的根脉。难怪后苏联文学批评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苏联文学更像俄罗斯古典文学。 《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普希金最重要的思想艺术成就，启蒙思想的播扬是作者创作的主旨之一。在这部俄罗斯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中，普希金对保守农奴主的保守愚昧停滞思想的尖锐批评、对俄罗斯语言学界刻板观念的嘲弄、对沙皇参政院假宪政的讽刺，都或明或暗地传达着俄罗斯启蒙主义思想界的平等思想和新一代知识分子对推广文化启蒙的诉求。 进入19世纪，俄罗斯的启蒙主义开始面临种种困境，甚至从30年代起，欧化的知识分子也遭遇传统知识界的质疑。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在颂扬俄罗斯启蒙文化进程的同时，也对没有俄罗斯传统文化根基、缺少俄罗斯灵魂的知识分子漂泊者提出诘问。普希金的后继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创作中接续了这样的沉思和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否认科学理性，但他像普希金一样，用俄罗斯的灵魂来对待西方的理性文化。在《作家日记》中，作家把塔吉雅娜作为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和正面人物。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普希金笔下的塔吉雅娜的根脉在在俄罗斯民间。正如普希金把她称为“灵魂上的俄罗斯人”，塔吉雅娜的形象在启蒙思想进程的阐释维度中的解读在新世纪又有了深化。当代俄罗斯普希金研究界也认为塔吉雅娜的形象是俄罗斯文化启蒙时代文化觉醒的重要象征。在这些学者看来，俄罗斯的民族觉醒和文化复兴不是抽象的，而是以俄罗斯妇女的知识化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追求智性和个性独立是俄国启蒙时代青年知识分子们的生活行为准则，当然也就是普希金及其作品正面人物的精神特征。与塔吉雅娜近似的普希金塑造的女性形象还有未完成的作品《罗斯拉夫列夫》中的帕琳娜。 而中篇小说《上尉的女儿》则是可以解读普希金启蒙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文本。普希金这部小说的题记“爱惜名誉从小做起”就直接点明了这是一部培养俄罗斯青少年的教育小说，其古典主义影响的痕迹十分明显，忠君和怜悯意旨也极为鲜明。城防司令在动荡时刻的坚守在于宣扬为人要忠于自己的职责。男主人公青年士官格里涅夫虽然与起义的农民领袖普加乔夫有所交往，甚至接受普加乔夫的恩惠，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军人的职责。尽管小说的相当篇幅用于普加乔夫形象的塑造，但客观地讲，作为启蒙主义者的普希金并不赞同普加乔夫的暴动。作者基于启蒙主义的人道情怀最终还是倾向于暴动中落难的女主人公玛丽亚的家庭。 普希金的历史—都市题材长诗《青铜骑士》所蕴含的深化了的启蒙主题存在于它独特的篇章构成中。长诗序诗和长诗主体形成了古典主义与人道主义及批判现实主义的思想对话。序诗以古典主义颂诗深情地讴歌了俄罗斯前启蒙时代的先驱者彼得大帝的历史功勋。“我爱彼得大帝的创造”，一句赞美表达了对有为君王宏才大略的无比钦佩，但长诗主体的怜悯小人物的人道情怀和对残酷无情的象征——青铜巨像的抨击又体现了作为启蒙主义作家在人道主义情感上的平衡。 综上所述，普希金启蒙主义的文化功勋正在于他广泛吸纳融合了欧洲启蒙主义的进步成果，扬弃了贵族启蒙文化的陈旧因子，回应俄罗斯民族解放的时代精神，用俄罗斯人民的语言感召国民和启迪民智，播扬进步的人道主义温暖，从而为俄罗斯文化开启了近代新文学的先河。他的启蒙思想充满了对下层民众关爱的“人民性”，俄罗斯“为人生”的文学（鲁迅语）由此诞生。 参考文献： ［1］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омах［M］.Том 1. Л. :Наука，Ленингр. отд-ние, 1980:630. ［2］别林斯基选集［M］.满涛,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279. ［3］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M］.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63. ［4］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Пушкин и западные литера- туры［EB/ OL］. http:/ / feb-web. ru/ feb/ pushkin/ serial/v37/ v372066-.ht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