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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启蒙意识的核心是对人道主义与俄罗斯文明社会构建充分而坚定的信念。俄国的启蒙文化依然是在传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诚然，俄国改良的君主制、希冀君主的自省与仁慈，也是诗人的梦想。杰尔查文是俄罗斯启蒙时代的重要宫廷诗人。“理智和人的心灵是我的天才”（杰尔查文语），杰尔查文的确是把人的理智和人的心灵，而不是神的意志作为自己创作的主宰，这与欧洲启蒙时代思想家已经接近并有许多契合。作为俄国启蒙时代的文学家，不管是由于主观意愿，还是在生活中有所感悟，他总是在这个时代努力发掘俄国社会中合乎理智和人性的一面。“杰尔查文没有改变自己的信念并继续在每一个人身上——在官吏，高官，显耀神之怒沙皇的身上看到‘人’，对个人经验的信任，对人的理智和精神优点的信仰，所有这一切就决定了杰尔查文的理念。这种理念帮助他完善了诗歌里的变革，这个变革也准备着俄罗斯抒情诗歌未来的繁荣”［1］。他在普希金之前也模仿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和法国诗人布瓦洛，也续写了同题的墓志铭诗歌《纪念碑》，诗中的思想亮点是对君主的温和提醒。“我的诗歌之所以不朽，是因为我对沙皇们说出了真情实况”（杰尔查文《纪念碑》）。杰尔查文作为启蒙时代的古典主义诗人感到自己的责任在于既忠君又爱民，更在于警示和劝喻君主，以体现宫廷文臣的道德责任，而这正是俄罗斯启蒙时代初期进步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第四篇》中把杰尔查文比作“不成功的普希金”，说杰尔查文的诗歌是俄罗斯文坛“黎明前的曙光”，而把普希金的诗歌比作夏日正午阳光［2］。普希金的启蒙理想当然也受到杰尔查文前辈这种思想传统的惯性影响，所以，他在晚年所续写的《纪念碑》中部分地继承杰尔查文《纪念碑》的思想，但他的思想境界却又超越了18世纪的俄罗斯启蒙文化的先人，把对君主的责任升华为对俄罗斯民族和人民的责任、对农奴解放使命的责任、对民众自由的守护与赞美，这就是：“我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在严酷的岁月里我讴歌过自由”（《纪念碑》）。由此可见，普希金改良了古典主义关于“忠诚”的意蕴，他的启蒙主义立场已经在广大人民一边。 无论是早年寄希望于开明君主、还是最终觉醒后寄希望于民众，普希金作为启蒙时代理性乐观精神的俄罗斯的代言人，他对启蒙理性的信念是无比坚定的，这可以从他早年的政治抒情诗《致恰阿达耶夫》的诗句“同志，请相信，那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就要升起”，生活抒情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里“请相信，那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以及诗人最后的人生与创作总结《纪念碑》“我相信，我的诗歌会比我的生命更长久”等诗句中管窥一斑。诗人对真情无悔，坚守人性的善良，对人类理性社会实现的自信还可以在其最心爱的得意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这一节诗歌中得到更充分的印证：“他相信，有一颗亲爱的心必定要与他结合在一起，这颗心正朝朝暮暮忧思如焚，期待着他，为他伤心地叹息；他相信他的朋友都甘心情愿，为了他的荣誉去承受锁链，如果需要砸碎诽谤者的狗头，他们绝不心慈手软；他相信，命运选定了一些人作为人类神圣的朋友，他们结成的家族永垂不朽，他们的光辉终将照耀我们，美不胜言的光辉啊，总有一天会把幸福赐给人间。”［3］别尔嘉耶夫把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传统区分为普希金流派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派，前者乐观而光明，后者纠结而质疑，对启蒙理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尽管别尔嘉耶夫的这种划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信念不完全相符，但这位俄国哲学家对普希金思想特点的概括大体不错。 寓言与童话的写作是俄罗斯启蒙时代对法国古典主义寓言写作的传承。普希金的童话，大多具有启蒙文化的进步意义。从启蒙文化的意义上解读，普希金的名作《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就不仅是作为童话写给少年读者看的，而且作为一种潜在的劝喻也在教育成人读者不可贪婪，更在警示俄罗斯的统治者。作品中大海的形象不仅仅被当作情节展开的背景，而且还成为一种民众觉醒的象征和符号，起着启蒙时代道德教谕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