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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代文学本质论观念的嬗变 如前所说，在20世纪初我国现代文学观念开始建立之时，一方面承续了古代抒情言志的诗文观念传统，另一方面也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影响，显然偏重于把表情达意、想象与审美看成是文学最突出的本质特性。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经过“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为适应时代变革的现实要求，革命现实主义成为现代文学主潮，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的经验总结，同时也为此后的文学理论观念奠定了基础。建国后当代文论体系建构的代表性成果，是1960年代初由周扬主持编写的两部文学理论教科书，即蔡仪主编《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这两部教材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和文艺观为指导，以毛泽东延安讲话文艺思想为依据，并且吸纳了1950年代苏联专家的教材内容，建构了逻辑比较严密的当代文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文学本质观念，可以概括表述为：文学是用语言创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也可简称为“意识形态论”的文学本质观。其中有三个要点：第一，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第二，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具有形象的特征；第三，文学用语言创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一种语言艺术，具有语言艺术的特点。由此构成三位一体的文学本质论的完整理论系统。这种文学理论观念，本来就是以“五四”以来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为对象而建立的，因而对于此类文学现象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并且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也恰好适应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现实要求。然而从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这种理论观念的时代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新时期社会变革和文学实践不断发展，它逐渐被新的理论观念所改造或取代也就是必然的。 在新时期初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下，文学实践追求恢复现实主义传统，文学理论致力于批判反思和拨乱反正，上述“意识形态论”的文学理论观念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思和修正，淡化了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此基础上，到19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文学理论观念变革，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理论建构。这一理论观念并非对原来“意识形态论”的全面颠覆，但可说是实质性的改造和理论重建。它的基本理论观念是：第一，仍然承认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更强调其特殊性，即在于它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通过突出和强化文学的审美特性，进一步淡化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性。第二，用“审美”取代“形象”，视为文学最根本的特性。“审美”不只是文学的特点而且是文学的功能，是文学的本体和本质所在，如果离开了审美，文学就根本不存在。当然，对于“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不同的学者各有不同的阐述。如有的理解为“审美”与“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文学的特殊本质就是“审美反映”，根本特征在于情感，是一种“情感反映”，其中包含审美感受和体验，审美认识和判断等等(王元骧22-25)。也有的把它看成是意识形态的多样种类之一，是与政治意识形态、道德意识形态等相对应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指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缠绕的审美表现领域，“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是指文学的审美表现过程与意识形态相互浸染、彼此渗透的状况，表明审美中浸透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巧借审美传达出来”(童庆炳58)。“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无功利性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识性的相互渗透状况”(童庆炳61)。联系当时文学观念变革的时代背景来看，这种理论改造与重建显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不过，就这个理论命题本身的论证而言，其立论基础是否稳妥和坚实，学理性是否充分，理论逻辑是否严密等等，仍然是可以继续讨论的。 新时期文学经过一段时间开放性多样化的创新发展，人们的文学观念也更加开放，文学界有人提出了“纯审美”的主张，理论界对于文学的审美特性与功能也引起了更多关注和讨论，到199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了以“审美论”为基础和核心观念的理论建构。这种理论观念不再将“审美”依附于“意识形态”，而是将“审美”确立为文学艺术的根本特征。例如，吴中杰著《文艺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审美本质”命题，主要从文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艺术反映生活的特殊性、文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等方面着眼论证文艺的“审美本质”。杨春时等著《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的基本观念，一是从文学的表层特征来看，强调“文学是语言艺术”，从而将这一命题提升到首要地位进行阐述；二是从文学的深层内涵来看，文学的本质特性是审美，文学审美的本质特性和功能则是“审美超越”。王先霈等主编《文学理论导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通过对中外各种文学观念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性看法，即各种文学观都涉及了文学的审美性，都意识到了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与人类的审美活动有关，都承认文学具有想象和虚构的特点，也就是说，人们对“什么是文学”的思考，越来越集中在文学的审美特性上。基于这种认识，该著对“文学审美性”的内涵及其体现，从文学的语言形式特点，文学从审美关系上理解和表现人生生活、审美理想，再到文学的虚构、想象、形象、情感等特点，逐一进行了深入阐述。总的来看，这种文学“审美论”观念，把审美确定为文学的根本特性，使文学理论研究更为注重文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更为注重文学的内部关系及内部规律，更有利于促进文学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自律性创新发展。但由此也带来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如果过于强调艺术审美而排斥其他因素，甚至走向“纯审美”或“为艺术而艺术”，就有可能导致理论的片面性和文学实践的不良导向，对此同样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变革的总体格局而言，可以说是呈现多元探索发展的趋势，其中声势和影响最大的有两种思潮，一种是如前所说的审美主义，另一种则是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后者主张文学回归“人学”，从文学与人性、人的精神价值的视角认识文学的特性与功能。早在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对这一命题进行理论阐发，随即引起广泛争论乃至严厉批判。在新时期初思想解放的背景下，作者对“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观点再次阐发，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共鸣，也引发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激烈争论，从而形成一股人学理论热潮。1980年代中期，李泽厚等人提出，不仅文学创作要关心人，文学研究也要以人为中心，关注人的主体性问题。随后刘再复发表长文论述“文学主体性”，引起理论界的热烈讨论，产生了广泛影响。1990年代，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背景下，面对文学大众化发展中的新趋向和新问题，又引起了关于“文学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一些学者提出并阐发了文学新理性精神、新人文精神等理论命题，将讨论不断引向深入。例如，九歌著《主体论文艺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直接从文学主体性着眼建构理论系统，它把文学界定为“主体的特殊活动”，认为文学活动的本质特性在于自由：不仅文学活动本身是自由的，而且也是达到主体自由精神境界的方式和途径。作家是文学活动的第一主体，是精神价值的创造者，在文学创造活动中实现和确证自己的主体性；读者是文学活动的第二主体，通过文学阅读活动实现和确证自己的主体性；文学作品是主体对人性的审美把握活动的产物，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主体文学活动的功能是对人的建设，即促进人的主体人格的建构与完善。艾斐《文学原理》(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则从另一个角度，即“人生论”或“心灵论”的角度切入对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文学的对象都是表现人生，而文学的最大功利，也是按照美的原则塑造人的心灵，使人更加热爱人生。从人的个体性存在延伸到社会性存在，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文学表现人生，才能够进一步理解和说明文学的社会性、民族性和全人类性。曾庆元编著《文艺学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把“艺术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作为逻辑起点，以此切入对文艺本质的认识，阐述的核心观点是“文艺是人追求自由精神的产物”。文艺以积极的姿态确证人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在艺术世界里才能摆脱感性世界的束缚，才能创造完美的世界，才能充分实现自己。文艺创造及其文艺作品具有审美特性和功能，但这一切都显然是根源于文学的人学本质。狄其骢等著《文艺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则更是直接以“文学是人学”作为文艺本质观念及其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并从多个角度论证了这一命题。作者特别强调，之所以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申“文学是人学”的理论观念，就是针对文学越来越趋向于“物化”和人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异化的现实，倡导重建文学的入学根基，是为了不断提高人的自我认识、提升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境界。因此，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针对现实问题所做出的理论回应。 如果说在新时期的前二十年，当代文学理论变革的主导性趋向，是在现代性基础上努力破除过去的传统文学观念，以各种方式和路径寻求理论重建，那么从上世纪末以来，则是在后现代性基础上，再次对已有的文学理论观念和范式进行批判反思，由此形成当代文论更加开放多样探索的新格局。这新一轮文学理论观念与范式的变革，应当说是从反本质主义的批判反思开始的。1990年代后期，陶东风等学者率先提出文艺学的学科反思与重建问题，认为当代文论中存在着本质主义倾向，应当对这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和理论模式进行批判反思，从而寻求当代文论的知识重建。对于当代文论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争暂且不论，问题在于当代文论该如何进行知识重建。陶东风提出的是建构主义的理论主张，以及历史化与地方化的原则方法。他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有意打破了以往文学理论教材的体系性结构，不是按照一定的逻辑起点提出理论命题，并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建构理论系统，而是提出在作者看来比较重要的一些文学理论问题，梳理和评析中外文论中各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阐述编著者自己的认识看法。其中对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也仍然承认这是文学理论的总问题和起点性问题，但认为对此不能以下定义或寻找最终答案的方式解决。作者的做法是，着重梳理“文学”概念的历史变迁，介绍和评析中西各种关于“文学是什么”的知识和理论观点，最终也没有给出什么结论性的看法。作者的本意就是只为读者提供关于“文学是什么”的历史性和地方性“知识”，而并不寻求结论，让问题本身“敞开”，在开放中获得建构性发展。同样站在反本质主义立场的理论家南帆，则提出了“关系主义”的主张，力图打破过去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文学还原到多元的关系网络中去。他所主编的《文学理论新读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有意避开文学本质论问题，追求理论体系的开放性，把文学看成是一种“话语实践”，并以此作为文学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联结点，把关于文学的各种话语方式，文本与文类的各种形态，文本内部与外部的各种关系等，都纳入其中加以考察和阐释，充分体现了理论视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种做法当然也引起了学界的质疑和批评，有学者认为这种倾向未免矫枉过正，如果一部教材缺乏一个统摄全书的中心思想，必然导致全书总体结构不明晰，章节安排混乱，不能体现文学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动向(张旭春1)。 在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背景下，也有一些学者比较审慎地对待这种理论倾向，避开理论上的是非之争，另寻理论探索之路。王一川著《文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便有意避开了文学本质论问题，改为使用“文学属性”或“文学特性”的说法进行探讨，作者坦言自己并不固守“本质主义”或“中心主义”的观念，但也不轻易宣告“去本质主义”或“去中心主义”，而只是想按照自己的特定理解，对此做出相应的阐释。他的具体探索路径，就是将“感兴修辞”作为文学的根本特性提出来立论阐述，并建构起相应的理论系统。周宪著《文学理论导引》也与此相类似，作者也很小心地回避使用“文学本质”这个说法，但实际上并不回避这方面的问题。他认为，“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是文学理论应当回答的，但这种回答不是亘古不变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可以因时而变做出新的阐释。他所给出的新阐释就是：“文学是以用精致的语言书写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文化系统”(12)。这显然是一种“文本中心论”的文学观念，该著正是按照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和思路，实现其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理论体系建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