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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魏裔介与地方诗人的交互影响 正当燕台诗人群体为顺治的右文而鼓吹休明时，江南的诗人、选家也有感于当下诗坛宗尚不一而萌发了北上交流的想法。顺治十一年三月，无锡黄传祖为编选自己第三个今诗选本《扶轮广集》北上入京，与燕台诗人相识，并得“十余元老，交相赞助”(57)以成其《扶轮广集》之刻。在与燕台诗人的交流中，黄氏独与“杨犹龙(杨思圣)、魏石生(魏裔介)两先生，折节枉交最欢”(《扶轮广集自序》)。其《赠魏石生都谏》记录了三人交往的片断： 燕畿夙企三先生，既交钜鹿如得陇。闲门下帘少剥啄，高轩忽枉昌黎重。予闻辇下谒贵绅，十日半月杳车轮。一旦先施诧观者，苍葭白露眼前写。海岳襟情霞月才，古今一听胸取舍。把臂雅宗但恨晚，十四国风皆为下。相邀杨子话深烛，欲尽珊瑚铁网打。鲰生两选信臆裁，真色有之愧骚雅。猥以阳秋属巴里，岂其礼失求之野。先生爱称申与纪，纪乃金陵旧名士。彼中尚有顾(与治)与杜(于皇)，并余(澹心)而四皆环美。取友东南不止此，偶因伯紫及其里。先生留意访人物，松陵(恽道生)茂苑(徐元叹)两老人。只今耆宿嗟沦落，灵光空峙同轻尘。予知最稔敢先告，青齐领袖谙名号。丁子申生今璧瑁，予材朴邀安足道。兴比义微虽抉奥，先生谬取供洒扫。若谷虚怀何以报，真伪可别差不眊。(《观始集》卷四)(58) 杨思圣和魏裔介向有礼贤下士的美誉，他们对黄传祖所表现出的热情本不足为奇，不过从该诗所涉及的话题来看，诗学观念的契合是他们聚到一起的主要原因。黄氏在明末选《扶轮集》时，便针对王李锺谭争流不争源的弊端，提出了以孔子删诗法为依据的复古观。他说：“予何知今诗派?孔子徒也，则宗孔子。”孔子选诗“义指偏正，既所兼存，章句奇平，岂依一律”，即“不以一途定天下诗，不以一说尽谈诗之理”(59)。为此他提出了“词坫三约”： 一重纪述。古诗大可享天格祖，远可和人训物。今郊庙朝廷间，既罢不用，则于国家事变，风土物情，约略综次，一览可考，犹存先世陈风輶轩之意，不徒诩华月露。一切情事。即使为雕虫末技，必求其传，岂关声调。慧心人眼前诗料，断不放过。盖天然巧妙，不越一真，真者彼自具而我取之，非我造之也，故不劳而臻胜。一仿兴比遗则。明诗实轶中晚唐宋元而上，但有赋而无兴比，哲匠林立，究心及此者，寥寥同《广陵散》。在昔雅颂尚不少兴比，今皆风也，兴比缺如，不大谬乎?温绎追讨，古响复续，岂非盛轨。(《扶轮集自序》) 所谓“重纪述”“切情事”“仿兴比”，即涉及诗歌的作用、本质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这与以魏裔介为代表的燕台诗人群体的复古主张是相契合的(黄氏之“情”当比魏裔介之“性情”来得宽泛)。入清后，黄氏论诗进一步强调社会作用：“一搦管间，辄及生民疴众痛痒，钩剔纪志，以备观感，致吾诗于有用而后作，而叹曰：《三百篇》遗绪，犹有存乎?”(60)这种论调，与魏氏以诗观政的想法已经十分吻合了。因此，上引诗中所谓“把臂雅宗但恨晚，十四国风皆为下”“兴比义微虽抉奥，先生谬取供洒扫”云云正是志同道合者相逢恨晚的慨叹。如果再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魏氏《观始集》之选始于黄氏入京的一年之后，从黄氏诗中“先生留意访人物”“取友东南不止此”便可以看出魏裔介曾向黄传祖询问有关江南诗坛的情况，且魏氏在看了黄传祖所选《扶轮集》《扶轮续集》后赠诗深表赞许，诗云：“少陵千载后，风雅竟谁依。古调于今邈，君才世所稀。探奇凌海岳，发箧灿珠玑。好去泉亭畔，删书静掩扉。”(《兼济堂诗集》卷三《赠锡山黄心甫选诗有〈扶轮集〉行世》，第65页)(61)上述种种情况表明，魏裔介与黄传祖充分交换了彼此对诗坛的看法，且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见解，魏氏的选诗也受到了黄传祖的影响。当然，由于两者身份悬殊，黄传祖仅仅是想绕开历下(李攀龙)、竟陵(锺惺、谭元春)在格调与性情上无休止的争论而重开新的诗风，即“不关诗派，竭蹷黾勉，肆其心力，彷徨含吐，以几旦暮之获，鬼神将通，金石可勒”(《扶轮集自序》)，这与魏裔介以诗辅政的佐治心态是不同的。 除了受黄传祖的影响外，魏裔介在编选《观始集》《溯洄集》的过程中，还参考和吸纳了苏州姚俭的《诗源》(62)、淮安丘象随的《淮安诗城》以及商丘宋荦、贾开宗的《诗正》等选本的内容。姚俭在编选《诗源》之前，曾与孙枝蔚有《四杰诗选》，分别选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四人之诗，意在以“四杰”诗之精华救近世纤声促节之弊，显示出复古宗唐的审美取向。其入清后所选《诗源》则进一步标举“移风易俗”(63)的旗帜，以孔子删诗之法正本清源，绍述汉魏盛唐，魏裔介《溯洄集》卷首所刻“诗话”即从《诗源》中摘其论诗之语而成。而作为地域今诗选本的《淮安诗城》，主要收入望社及其他淮安籍诗人的诗作，在诗学取向上亦尊奉“乐府必古歌谣，古必‘河梁’、建安、黄初、《秋风》《柏梁》，近体必开元、贞元”(64)的复古论。宋荦等所选《诗正》今虽未见，然魏裔介曾云：“牧仲昔与贾静子言诗，余深服其论，载之《溯洄集》首，以风示海内作者。”(《兼济堂文集》卷三《宋牧仲诗序》，第279页)(65)则知今《溯洄集》卷首“论诗”之内容均为《诗正》中的评语。宋荦、贾开宗这两位中州诗人，在顺治初年都曾加入以侯方域为中心的雪苑社，其诗学主张亦多宗唐崇杜，像贾有《杜少陵秋兴八首偶论》，宋在顺治年间所刻《古竹圃诗集》《嘉禾堂诗集》两集亦“由盛明接于盛唐”(66)，魏裔介对两人诗论的首肯，显示出他们诗学思想的共通之处。由此可见，燕台诗人群体以复古诗学开创一代诗风的努力，既是当时南北诗坛中一部分人的共同心愿，同时也是他们直接或间接交流的结果。进一步说，地方诗坛从文学角度扭转颓风的企图和实绩，被燕台诗人吸收和借鉴，并赋予了更为重要的政治使命。 如果说魏裔介吸纳和采用黄传祖、姚佺、宋荦、贾开宗等人的诗论体现了地方诗人与燕台诗人的契合的话，那么田茂遇这位云间下层文人的从事选政，则更多是受了魏裔介等燕台诗人的影响。田茂遇(1626—?)，字楫公，号佛渊，华亭人。少游夏允彝之门，以诗文称，陈子龙以伟器称之。顺治五年(1648)中举，顺治十二年会试不第，遂客都门，与王崇简、魏裔介、吴伟业等唱和成帙。魏裔介在给田氏的信中曾云：“昔者聚首燕邸，扬搉古今，订正风雅，虽弇州、于鳞之契合，无以逾也。”(67)可见，田氏是魏裔介的诗学知音。故而魏裔介在编选《观始集》时，就请田茂遇为助手之一，参与校订工作。而在此期间，田氏的诗风也发生了改变。田茂遇早年的创作一度呈现出六朝风貌，这种诗歌，尽管色彩绚丽，清新可诵，但却气骨不足，即如魏裔介所云：“田子《红鹤轩诗》，清逸幽隽，庾子山、江文通之流也。迨游燕以后，则沉郁伉朗，骎骎乎少陵、空同之席矣。”(《兼济堂文集》卷三《田佛渊游燕诗草序》，第291页)可见田氏诗风之转变与其燕台之旅有密切关系。不仅如此，田氏之操选政，亦与其燕台经历有关。《燕台文选》这部今人文选即其寓居京师期间所编。田氏还有选今人之诗成《十五国风高言集》的愿望，最先成书的是《燕赵诗选》。在论及该集缘起时他说：“鄗城魏先生选《观始集》，曾从校订，手授燕赵诗集甚富。内丘文衣乔子复罗致数十家，遂为评定。”(68)可见他从事选政的意图，而且部分诗歌是在协助魏裔介编辑选本的过程中搜集到的。而他的《高言集选燕赵诗题词》一文，似乎就是燕台诗人群体以文学扬诩“圣治”的缩影： 今天子右文振治，依古陈谟。《大风》《瓠子》之歌，业规汉祖；《秋日》《春台》之什，远迈唐宗。《云汉》为昭，赓扬弥盛。时则柏梁应制，济济枚马之伦；康衢采谣，旼旼巢燧之俗。赤蛟西颢，振郊祀于明堂；朱鹭翁离，奏铙吹于军伍。亦有山中遗老，薄吟紫芝；岂无塞下归人，高歌黄鹄。毛公此邦之巨儒也，学擅葩经；邢颙当日之辞人欤，誉成秋实。凡此盛时鼓吹，无非艺苑琨瑶，建瓴之势，地实比于二南，分镳而驰，气已交乎六合。(田茂遇《高言集选燕赵诗题词》) 《高言集选燕赵诗》的编选始于顺治十三年六月，最早当在顺治十六年(1659)秋后成书。然而就在田氏编选是集的过程中，郑成功、张煌言的反清舰队开进了长江沿线，震动清廷的“己亥江上之役”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置身此种局势下，田氏的“题词”仍以歌颂的姿态鼓吹盛世，他受燕台诗人群体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此题词虽未署年份，但无论是写在编选之初还是之末，都显示出他颂圣的心态。田氏后因魏裔介之荐而参加康熙十八年(1679)鸿博之试，个中不难窥见其颂圣的原因)。此后，田氏在康熙七年续选《高言集》(即《七闽初选》)时，亦以宗汉崇唐的主张论诗，与此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联系魏裔介在康熙元年(1662)时所说的“今日云间极得风雅正派”(《溯洄集》卷三，第604页)，我们不难想见田茂遇返乡后对燕台诗人群体诗学思想当有所传播。 另一位受魏裔介影响较深的是魏宪。魏宪(1626—?)，字惟度，号两峰居士，别署枕江堂主人、竹川钓叟、虚舟渔史等，世称“枕江先生”，福建福清人。他于康熙年间编选《诗持》初、二、三、四集和《补石仓诗选》(曾将清代部分另题《皇清百名家诗选》行世)等今诗选本。他在操选政之初就曾入京，魏裔介慕名折节造访，于是两人订交，并就诗学话题充分交换了意见，魏宪在《魏石生小引》中记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69)。后来魏宪寓河北大名征选《补石仓诗选》，又因魏氏之推荐而得孔胤樾资助。他以人情伪而致诗不真为出发点，重申道统论心性观，要求走出一条“师古可以从心，师心可以作古”(70)的以复古求创新的诗学之路，与魏裔介的诗学观有明显的相承关系，而其《补石仓诗选》所收清代以来的诗人，将魏裔介列为开卷第一，亦可见出其对魏氏的崇敬之意。另外，《诗观》的辑选者邓汉仪，曾于顺治八年底至十年初、顺治十二年至十三年初两次寓京师，与薛所蕴、韩诗、魏裔介、魏象枢等燕台诗人交往酬酢，其诗学思想亦深受燕台诗人群体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论述。 综上而言，鉴于人们陷于明末诗学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的局面，顺治中期以来的诗坛呈现出一股要求树立新的诗学标准的风气。在这一过程中，以魏裔介等为代表的燕台诗人、选家和江南等地区的地方诗人、选家，不谋而合地走上了“情以独至为真，文以范古为美”的以复古求创新的道路。相比于地方诗人、选家而言，魏裔介的复古诗论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意图，并通过田茂遇、魏宪等人影响至康熙诗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