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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亚敏: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胡亚敏 参加讨论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国形态的民族观
    基于时代和国情的差异,不同国度对“民族”的理解和实践不尽相同甚或大异其趣。中国形态民族之维的民族观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在吸收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时代的发展,中国形态将从历史的和逻辑的角度赋予“民族”以新的理论特质,对“民族”的内涵做出新的探索和回答。
    1.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写过一本书,叫《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在书中他主要谈的是民族主义的问题,不过却有一个广泛流传的关于民族的定义,即民族是“一个想象的政治意义上的团体”[17](P6)。安德森是在面临民族定义困境的情况下反其道而行之的,也许安德森的“想象”并不是说民族这一共同体是虚构的,而是指这一共同体是凭借集体的认同的力量建构的。尽管他在书中具体阐述了民族起初如何被想象以及被想象之后又如何被模塑和改造的过程,也谈到了想象得以产生的先决历史条件,但他强调的是想象是民族国家得以创制的方式和渠道,“民族”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或者说是被叙述的文本。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历史的而不是思辨的对象。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尽管人们可以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书写不同的民族叙事,但无论怎样想象民族的起源和创制,该民族的基因始终存在,血统、语言、疆域、风俗、宗教等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不同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构成了不同的民族记忆,这种记忆保存在神话、民间故事与传说以及历史文献乃至包括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这些神话和传说虽然是叙述,但也不是天马行空,而是基于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人们的生活记录。因此,民族体现为一种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群体认同的社会关系,我们没有凭空想象民族的自由,而能够做的是我们如何言说这一历史现象。
    民族的历史性还表现为民族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群体认同是逐步实现的,而不是一蹴而就。并且既然民族有它的兴起,那么也必然会有它的式微。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移民遍及世界各地,未来的民族必然带有一定的混杂性。不过,无论将来民族消亡与否,相信多元文化仍会长期存在。
    2.民族的核心是文化
    关于民族的基本要素,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对“民族”的特征作了系统归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8](P28-29)这一定义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应该说,定义中的这些要素对民族的内涵和外延起到了规范和限定的作用,不过,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语言、人种乃至经济生活都不足于成为区分民族的根本尺度(10)。
    那么,在这些要素中,哪一种要素更为根本呢?早在19世纪,就有人提出,“区分民族的标准既非种族亦非语言。当人们是一个有相同的思想、利益、情感、回忆和希望的群体时,他们就会从内心里感到自己同属一个民族。”(11)这个更深刻的感同身受的内在联系就是文化,就精神层面而言,文化的核心是其历史和价值观。文化作为民族的象征和纽带,表现为群体的一整套共有的理想、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并在其成员中起着沟通思想、交流情感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存在异质性,凝聚与拒斥、向心与离心、认同与异己,但作为长期积淀的结晶,每个民族毕竟拥有与他民族相区别的主导文化,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与中国的故宫就迥然相异,这正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表征。文化像基因一样融化于其成员的血液中,且代代相传。在全球化时代,那些游走于不同国度的人之所以会出现身份焦虑,实质上是文化冲突的焦虑。可以说,文化认同是民族赖以存在的根基,没有了文化,没有了民族记忆,就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消亡。
    3.民族与人民的同构
    随着时代和语境的变换,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不再囿于阶级的框架,而是将民族与人民联系起来。中国形态的民族与人民同构的理念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在抗日战争期间,文艺的民族化就是与大众化结伴而行的,而这种结合实际上体现了民族和人民的统一。历史进入21世纪,阶级阵营已也远不像19世纪中叶马克思那个时代那样清楚和对立,民族与人民同构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如今不仅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马克思设想的哑铃性的阶级结构被橄榄型取代,而且工人阶级这个定义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阶级界限的模糊和变动不居已成为一种常态。特别是与全球化并行的民族意识的高涨,身份研究被置于突出位置,用阶级的集合体——“人民”来代替阶级,实现“民族”与“人民”的同构,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提出过“民族-人民的”这个概念,他主要是针对意大利读者热衷外国通俗小说、冷淡本国当代作品这一现象而有感而发的,他在《关于“民族-人民的”概念》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的历史和现实的缘由。在这篇文章中,葛兰西不仅把民族和人民视为语义相似的概念,而且把两者联系起来,认为对人民的“教育和培养”是民族发展的前提[19]P46-54。不过,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思想仅停留在理论构想阶段,而中国形态的民族与人民同构则已化为革命实践。
    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强调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为一体,民族与人民的同构的理念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阶级利益主导民族利益的观点的突破,也构成了对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超越。在中国形态的民族之维中,人民是民族的主体,人民的解放就是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就是民族发展的方向。民族与人民的同构这一民族观成为中国形态的一个鲜明的理论特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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