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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草原丝路上的和亲主题 从母题学角度看，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原型母题的演变史。“历史的进程是由那些不断重复的原型组成，不管是人物原型还是事件原型。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人们都可以根据某种熟悉的模式去考虑它们。”(37)当然，诗歌史上原型母题的演变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它必然会随着时间、情境、创作个性的变化而变化。汉王昭君出塞和亲以来，和亲诗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原型母题，遵循个体生命的进程经历了诸阶段的发展演变，然而，无论怎样变化，它与社会现实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和亲文化也就此生成。唐朝是多民族融合的一个朝代，和亲是连接民族情谊的重要手段。唐史上，就北方民族而言，出嫁至突厥的有：宋王李成器女金山公主，嫁突厥可汗默啜。出嫁至奚的有：固安公主辛氏，嫁奚王李大酾；驸马都尉韦捷与新平公主女东光公主，嫁奚可汗饶乐郡王李鲁苏；唐玄宗外甥女宜芳公主杨氏，嫁奚可汗饶乐郡王李延宠。出嫁至契丹的有：东平王李续外孙杨嗣昌之女永乐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慕容嘉宾与余姚县主女燕郡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郁干；玄宗堂外甥女东华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李邵固；驸马都尉独孤明与信成公主女静乐公主，嫁契丹松漠郡王李怀节。这还并不是全部。唐虽是宏大帝国，依然靠和亲安抚其他民族或者消弭战争，因此，昭君出塞母题演变的和亲史，在唐诗中引动的诗人们对唐王朝政局的观察、评论，始终未曾消歇，而对这一母题的莫衷一是的认知也早已经超越了和亲事件作为诗材的表象，形成了一种和亲文化，其间所蕴涵的草原民族族群和汉民族诗人群的历史观、人生观，精神气质和真实的人性，代相沿替。 “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变行路难》)，似王昌龄这样期冀通过游边，从而找到从军入幕机会来博取功名者(38)，在获取事功和安顿思妇心灵相比较时，会毫不犹豫地选取前者。女子常常是大时代中的一粒棋子，但当时代的风云际会将国家重任赋予女子之弱躯时，也有更多的诗人融诗情史意于一体，把小女子的悲欢离合和大变革凝铸在一起。 唐代草原丝路和亲主题与宫怨多有关联。具体言之，就是唐人描述汉元帝宫女王昭君以公主身份和亲出塞，面对地域困境和精神困境的诗歌。不过以王昭君为写作对象的宫怨诗歌，当其主旨凝定在“和亲”事件上，其政治意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宫女因不得宠而心生怨怼之内涵，在草原丝绸之路这一多民族共同生存区域内所引动的历史观和人生观也非常复杂，而且随着时间流逝，论争范围不断扩大，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也可看作是“和亲文化”，故与之相关的诗歌创作也可称为和亲诗。值得注意的是，和亲诗中昭君、明妃并存，青冢和昭君墓也是对昭君的指称，不过当昭君被替换成“青冢”或昭君墓时，已经成为唐人在草原丝路上设置的一个凄凉的符号。 全唐诗中现存有36首与昭君或青冢有关的诗作。大多数的和亲诗都将王昭君的幽怨上溯到她被画师毛延寿所误，未能被元帝宠幸，后自请以公主身份赴边和亲之事。如胡曾“玉貌元期汉帝招”(《咏史诗·青冢》)、皎然“自倚婵娟望主恩，谁知美恶忽相翻。黄金不买汉宫貌，青冢空埋胡地魂”(《昭君怨》)，等等。也有遥想民族地区风情，代昭君(明妃)表达去国怀乡之悲怨的，如“汉国明妃去不还，马驼弦管向阴山。匣中纵有菱花镜，羞对单于照旧颜”(杨达《明妃怨》)、“千秋青冢骨，留怨在胡琴”(李咸用《昭君》)，等等，都是对汉以来流传的王昭君故事的诗性解读，前者更强调出塞后的昭君在异域的心理困境。“以色静胡尘”(崔涂《过昭君故宅》)、“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苏郁《咏和亲》)，这一类诗歌显然对和亲政策有所怀疑，其中所指向的女性的生理属性及身体符号特征更为鲜明。另外，唐代的昭君诗在传统的怨女题材中也有拓展，增强了对昭君走出宫闱后所面对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困顿的描写，如“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寒狐啸青冢，鬼火烧白杨”(李益《野田行》)，等等。而且在和亲诗中强化对边塞人物的正面和侧面描写，如秦韬玉《塞下》、张乔《书边事》、陈陶《关山月》。 上述和亲诗作对王昭君无论是正侧面描写、主客体描写，还是时空转换描写，都可以说是唐代在和亲诗创作史上艺术手法中所取得的最具突破性的进展。 仔细分析唐代的和亲诗，我们可以发现，代昭君发怨是诗人们的写作主旨，他们站在男性角度去思考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认为汉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和亲，是通过宫廷中女性的“身体”以及建立在身体基础上的“性”，将一个王朝的生存权寄托于此，令堂堂男儿倍感羞辱。同时，通过宫中女子来谋取中原文明存续的特殊手段，也让诗人们在考量和亲事件时，给女子前行的地方覆盖上了一个野蛮民族的欲望、道德、罪恶等多种因素，在写作中成为作者想象力最为膨胀的地方，也往往成为作者最感兴趣的关注点所在。在汉以降的传统和亲题材文本中，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别寄情怀，王昭君作为柔弱女子走向不可知世界中的无奈身影，通常都是作为和亲诗歌主旨而被大肆宣扬的。唐代诗人对和亲题材的关注，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诗歌写作内容的发掘，同时它也包含着对隐喻的重新构造：自汉帝国至唐帝国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介入，主体文明情感伦理的嬗变，文化规制被迫打破后的对于女性的重新想象与塑造，等等。在这样的前提下，唐诗中对于和亲事件中女子的关注，显然就不只是涉及到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记忆与再现，而且还指向了对氤氲于这一历史事件周围的各种“隐喻”的认识、评价和重构。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对隐藏在和亲女性身份与王朝主宰者相互激荡又相互抵牾背后的王朝政局的不同想象和定位，可能才是不同时期的诗人们真正的兴趣所在。 认为出塞之后的昭君必然前路艰难，生存境遇困苦，是大多数中原诗人的定式思维，所以很少有人从民族融合角度或者站在少数民族族群角度去思考和亲的意义。然而，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建立理想的族群关系，重塑女性形象和价值，是他们建立在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于和亲的核心认知。 和亲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理念和传统道德，对于民族融合的影响悠长深远。公元前200年，汉与匈奴平城大战，结了“和亲之约”。北方草原民族“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39)，他们认为和亲展示了草原文化与汉文化的柔性碰撞与交融，可以消弭战争，促进民族的友好团结。而中原王朝中一部分人认为游牧民族“高视阴山，有轻中夏之志”(40)，“远荒之地，凶悍之俗，难以德绥，可以威制”(41)。另一部分人认为“和亲赂遗，不过千金，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42)。在传统思维与物质资源条件、军事力量对比等多方因素制约下，中原王朝对和亲时而支持时而反对，和亲事件也就断续存在。而在草原民族地区却渐渐由和亲形成“匈奴本与汉为兄弟”(43)的理念，游牧民族意识到和亲孕育着草原文明，草原民族族群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必然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而和亲则有利于游牧民族的休养生息，从而“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4)。包头召湾出土的“胡汉和亲”“单于天降”、“千秋万岁”“四夷尽服”瓦当，就是和亲文化的有力见证。竟宁元年(前33)，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到长安请和汉联姻，“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45)，王昭君“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46)。王昭君出塞沿着秦直道，过金津渡(昭君坟渡口)，沿稒阳道至光禄塞(乌拉特前旗小召门古城)。王昭君出塞和亲，从而“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47)。永熙二年(533)，北魏与柔然和亲，“自此塞外无尘矣”(48)。和亲扩大了草原民族的见识，使草原民族知其不足而愿学习。太和元年(477)，柔然遣使比拔参观了北魏御府，感慨地说：“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49)。汉族的冠带衣裳、玉具、佩刀、车乘、鞍具等传入草原民族，“更乞和亲，并请音乐”(50)。柔然提出要与东魏权臣高欢和亲，高欢妻娄昭君劝谏高欢：“国家大计，愿不疑也”(51)。柔然茹茹公主至，娄昭君避正室处之。乾元元年(758)，唐肃宗送年幼的宁国公主远嫁回纥可汗磨延啜，宁国公主向肃宗泣曰：“国家事重，死且无恨”(52)。宁国公主穿越阴山南北沿回纥道至牙帐哈喇和林。“猛将谋臣徒自贵，峨眉一笑塞尘清”(汪遵《昭君》)、“明妃若遇英雄世，青冢何由怨陆沉”(刘威《尉迟将军》)，虽然时空变迁，但任何王朝都有将相束手，似昭君这样的女子不得不挺身而出为国分忧的时候，而草原丝绸之路上世代绵延的和亲画面也给草原文化增加了绚丽的光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