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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钞者研究”：异质性文本研究的新面向 作为文本的共同参与者，作者、述者、钞者与写手构成了文本研究的四个基本维度。相对而言，“作者”研究是其中最传统的研究视角，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研究方法，只要我们基于文本生成与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对“作者”这一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将“作者”和“述者”“钞者”有效区分开来，传统的“作者”研究仍不失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述者由于主要以口传方式进行文本的生成与传播，因此，虽然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难度非比寻常；写手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除了传统的校勘学方法以外，关于书写的字体、工具、物质载体，乃至书写姿势等的研究，都成为新的学术话题。而如果从揭示文本“异质性”的层面而言，最具操作性、最可系统化的研究角度，大概还是“钞者”。 传统的研究常常强调“作者”而忽视“钞者”，似乎“钞者”不过是既有文本的利用者，并不具有原创性，甚至在传统辨伪学的观念中，“钞者”还难免背负伪造、窜改图籍、掠人之美的嫌疑。与“作者”的光辉形象不同，“钞者”常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诚如我们在上文所呈现的，“钞”本身正是写钞本时代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一种知识传播和生成方式，“钞者”面对既有文本库，以借用、增补、缀合、截取、删节、改笔、调序、译写等各种类型化的方式，将既有文本改造为呈现个人意识形态的衍生文本，在这一过程中，“钞者”需要处理多源文本和知识资源之间的矛盾，努力构建出一个统一的新文本秩序，因此，无论是从叙事学、历史编纂学还是思想史的角度来说，“钞者”的钞录行为都应被视作一种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表现方式，而钞录成的文本所具有的“异质性”也足以构成写钞本时代一种独特的、具有修辞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尽管它常常表现为文本处理未尽而留下的“疤痕”。刘文典在《吕氏春秋集释序》中曾经这样评价《吕氏春秋》：“夫杂者，会也，盖先以道德为标的，既定纲纪品式，乃博采九流，罔罗百氏，纳于检格之中，实能综合方术之长，以成道术，非徒以钞内群言为务者也。”(32)在笔者看来，刘氏此语不但是对《吕氏春秋》的精当评价，而且可以扩大为对整个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评价。 当然，与其他修辞形式一样，“异质性”本身也是一种需要被“发现”的修辞方式。我们常见的修辞，例如夸张、拟人、反讽，只有听话者明确了解到说话人使用了修辞手法时，其修辞效果才能被激活，比如你对一个从没有见过牛的人说：“我饿得能一口吃下一头牛”，可能在他听起来不过是“我饿得能一口吃下一颗枣儿”的意思。对于修辞性的语言来说，话语同时具有两层意义，一个是表层的意义，一个是深层的意义，表层的意义通过语法得以实现，深层意义则通过听者对于修辞的辨识得以呈现。而对于本文讨论的这类异质性文本而言，同样存在表层与深层两个结构，在表层结构中，文本呈现出完整、连续、自洽、封闭、稳定的形态，但在深层结构中，文本却呈现出割裂、矛盾、重复等富有张力的特点。表层结构呈现出文本自身的语义指向，而深层结构则蕴含着“钞者”的独特用心。因此，我们应当尝试从正面去理解这种“异质性”，去追问这种“异质性”为何会发生，它如何反映“钞者”所面对的既有文本形态，又如何反映“钞者”的文本改造意图？这个过程似乎显得有些吊诡。就如同我们欣赏一件成衣一样，所谓“天衣无缝”，裁剪师努力掩盖衣服的接缝，而多数人欣赏衣服时，也只关注其最终的整体效果，但专业的设计师、裁剪师却要去寻找这件衣服究竟是如何被裁剪、缝合而成的，对于他们来说，发现“接缝”本身就是一种欣赏的视角。同样，面对一个“钞者”生成的异质性文本，一般读者将其视为整体、完足的文本进行阅读与欣赏，而专业的研究者则应试图发现文本的“接缝”“留白”以及各种变形，尝试还原“钞者”改造文本的过程。可以说，“异质性”的发现不仅是走向文本深层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充满趣味的阅读体验。 当然，对于异质性文本的研究来说，最大的难度恰恰在于发现其存在“异质性”的文本嫁接点，从而窥见文本的深层结构。而有趣的是，这些嫁接点通常并不能借助于对文本自身的研读而发现，往往需要借助于与其存在互见关系的文本进行比读才能发现，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一个颇令人尴尬的现实是：我们对于文本深层结构的发现，常常是需要靠一些运气性的偶然因素的。在真正具有互见关系的文本证据出现之前，即便这些深层结构本身呈现出“异质性”的蛛丝马迹，也常常受到我们的否认，在《春秋繁露·五行对》中，俞樾曾经敏锐地嗅到了文本内部的重复与矛盾，但很快遭到苏舆的否认，而当刘文淇尝试举出《春秋左传正义》中的文本失序现象时，李慈铭等学者则给予了激烈的讽刺与批判(33)，甚至即便是我们通过具有互见关系的文本揭示出文本的“异质性”后，我们也常常难以回答这样的质疑：如何证明这些被增删、改动的部分是“钞者”而不是“写手”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在学术史上，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到，似乎有一种对于文本的完足性给予悉心呵护的自然倾向，这大概是因为多数情况下，文本的完足性是我们展开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一旦这一前提遭到松动，相关的后续研究也都受到挑战。 总之，战国秦汉文本中“异质性”因素的普遍呈现已经提示我们，在写钞本时代，对既有文本进行异质性改造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书写潮流。对于这些异质性文本，不应再以传统的辨伪学立场进行非此即彼式的“真伪”考证，而应将其引入文本研究的中心，给予全面、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毕竟，大量的“钞本”已经显示，与“作者”一样，“钞者”不仅拥有生成新文本的“合法权利”，而且他们的文本生成方式同样丰富多彩，具有创造性。 (附记：本文在修订过程中蒙哥伦比亚大学商伟教授、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惠赐高见，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