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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总之，面对现代社会的“震惊”体验，一般大众的反应是麻木适应，在异化中消除了“震惊”，实现了与现实认同，最终将资本主义历史自然化、永恒化了。而以波德莱尔作品为代表的抒情诗(实际上就是“现代诗”(12))则利用“反思”与“神会”的两种方法来消除震惊体验。虽然，本雅明并没有将“反思”与“神会”的两种抒情方法明确问题化为“寓言”与“象征”这两种现代派诗歌最为广泛的体验方式修辞手段和表达方式，但实际上已经蕴含着相关的思考。而且，从早期《德国悲悼剧的起源》、《布莱希特的戏剧》等作品来看，本雅明确实是反对古典抒情的和谐“象征”，而肯定反思式的“寓言”和布莱希特的间离戏剧——这与他要打破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幻象的批判性立场一致。这样一来，似乎本雅明就存在着同时肯定“寓言”与“象征”的内在矛盾。 本雅明曾在致霍克海默的信中，谈及《巴黎拱廊街》一书第一部分的一个标题设想为《作为寓言家的波德莱尔》，这部分将进行关于“理念与形象”的艺术理论分析，揭示波德莱尔艺术理论在关于“自然的通感”的象征和“对自然的拒斥”的寓言之间的摇摆矛盾，他要批判那些持传统美学观念的评论家对于波德莱尔作品中的象征因素的关注和“不加批判地赞同其文学作品中的天主教因素”。本雅明还打算论述“讽喻对于《恶之花》的极端重要性”以及“波德莱尔作品中的寓言想象是如何建构的”。(13)看来，本雅明的本意是明确反对波德莱尔作品中的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宗教象征因素而张扬其寓言成分的。但在成书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本雅明却将二者相提并论并都加以肯定，这既违背了他的初衷，也与他的一贯立场相悖，不知是出于他受到霍克海默等人的压力交稿时间急迫，还是由于他的一时疏忽，抑或是其立场已经有所改变？前二者已不大可考，也许本雅明实际上与波德莱尔一样陷入了犹疑之中。 笔者以为，本雅明的抒情理论的内在矛盾反映了抒情在现代性语境下功能与地位的多样性事实。甚至于说，本雅明对此难以适从的态度，可能并非矛盾，而是对于抒情在现代性语境下功能作用的不同层面的反映。抒情既可以暂时避开现实，创造与现代性相脱离甚至悖反的艺术和宗教的想象与信仰空间、从而获得审美乌托邦的超越和神圣的救赎，这可以说是一种“不及物(不及于现实)”的抒情，比如古典式的抒情和浪漫主义抒情，还包括本雅明提到的波德莱尔式的“神会”、象征主义的共时通感。至于本雅明所谓波德莱尔式的“独特”抒情的“忧郁”，则可以说是一种“及物”的“抒情”，是真正切入现实内在肌理的反思，是干预现代性、反映现实破碎、揭示现代废墟，并寻求突围现实的“寓言”。实际上，这二者缺一不可，难分轩轾。 我们甚至可以说，波德莱尔作为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典型抒情诗人，本雅明尽管也涉及了其传统的抒情及其功能的一面，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正视了传统与现代抒情的并存；但基本上，本雅明还是以准结构主义的总体性态度来对待资本主义，将其看作铁板一块的整体，这个社会由于其抽象与使人震惊的特质，所给予人的只能是“体验”，这进一步导致了“寓言”式抒情的生产；而传统的奠基于“经验”之上的“象征”式抒情则必然没落。因此，他得出结论，在抒情方式上，传统的抒情与象征最终只会被寓言所取代(他也没有进一步说明“寓言”之后的抒情方式如何)。这样一种对于社会及其经验的整体主义判断，显然忽视了其结构(尤其是社会结构)内部的裂隙与矛盾，由此，本雅明不可能从社会的多元冲突状况入手分析相应的多种抒情方式的并存。但从社会与情感结构的嬗变范式角度看，本雅明确实敏锐地揭示了其间的深刻变迁，尽管其全面性乃至细腻度还不太够。 另外，本雅明并没有真正结合马克思主义讨论现代性“震惊”体验最后被克服、驯化为凡俗庸常生活体验的深刻后果。实际上现代性堕入了一种“阳光之下无新事”的当代历史终结状态，人们为了逃离这种温吞水般的生活，而发明了如旅游、赛马、攀岩、蹦极、冲浪等各种刺激惊险的活动。这一切，已被纳入刺激消费欲望、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动力结构之中，人们在麻木与震惊之间震荡、在历史“终结”与寻求“刺激”之间循环往复，并永无终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本雅明式的资本现代性下的抒情美学与抒情政治都不过是脆弱的“梦中蓝花”(诺瓦利斯)了。 不管怎样，本雅明对于现代性语境下的抒情的重要思考对于我们今天的相关研究仍不乏启示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