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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岩气节高百世，奚假文章身后录”，较之诗词歌赋的文学表露，传统士人无疑更重视操行名节的现实砥砺。朱明一朝，理学势尊，一代士人受学启蒙，日常训练，精神投诸，皆在于此，濡染既深，及第后，得暇为诗，志意吐露，亦每在于斯。“儒家盛业当名世，老屋残书尚满厨。壮岁光阴浑易过，古人名节要齐驱”（陶安《寄示从子旻》），具体的实际政治能力姑且不论，砥砺名节下的报国卫道，却是明代士人慕从风行的寻常心路。明人素重名节，忠奸之辨更为大节所在。作为民族心理的忠奸之辨所体现的则是一种普遍的道德关注，在明代特殊的文学生态中呈现为另一种特殊的文学张力——对文坛盟主的影响。 明祖开国，旷然复古，宋濂师古崇道，醇深演迤，居文臣之首，其后杨士奇以阁臣身份领袖文坛，雍容典雅。嗣后，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宋濂虽品秩不高，却为朱元璋之近侍，杨士奇、李东阳更是身居高位。明初政治颇为清明，忠奸不显，特殊的政治身份对于领驭文坛自然有着相当促进之力。然而，宣德之后，朝政不安，正德时又有刘瑾横行，朝臣与权宦的争斗亦随之而烈。李东阳屡称“世路风波无定所，天涯时节忽惊心”，朝政时局关注下的政治心态尽在“风波”之感，“吾生苦多难，忧患为樊笼。柔肠结成寸，意气惨不融”，忧国之心中却也流露出柔弱禀性，这位“白头夜中长忧国”的阁臣却在与刘瑾的政治抗衡中表现出了“不当”的软弱，虽然独留内阁的李东阳委蛇避祸，委曲匡持，阳为调剂，阴护正人。然而，如此的行为却同样有着“不当”的软弱性，气节之士多非之。门生请削籍，刺诗以劝归，所体现的正是本性柔弱的李东阳在党争、名节中的尴尬处境，尽管就实际政治意义而言，李东阳的行为自有其合理意义，但在明代士人的名节意识下，其在忠奸之辨中表现的软弱却被放大许多，持身廉正的李东阳自然不会被指为奸佞，但与政治身份相关的文坛盟主却不免移让，而接主文柄的则是户部郎中李梦阳。 李梦阳先因格势要而入狱，后因指斥国戚而再次入狱，草疏弹劾刘瑾，入狱几死，其后，因忤上官再次入狱被贬，后又因为朱宸濠作《阳春书院记》被指为逆党，被逮。屡屡入狱的李梦阳无疑是明代党争聚讼的牺牲品，但同时也在砥砺名节的士人心态中赢得了极大的声誉。在党争、名节交织下的明代仕途中，官员们入狱被贬虽为常事，但相当情况下的身陷囹圄却是颇为荣耀的事情，在忠奸之辨的传统心理中，入狱成为“忠节”的典范象征，士人入狱，往往能博得清议支持，赢得令名。尤其是与权宦刘瑾抗争过程中的坚决表现，与李东阳“因循隐忍”的“软弱”表现形成鲜明的对照。尽管就政治策略乃至实际作用而言，李东阳的阴庇正士未必逊色于李梦阳的刚直抗争，然而，传统社会的文化和结构更要求“以德性的实践来解决政治问题”，在明代政治聚讼中所凸显的名节砥砺、忠奸之辨正是这一传统的表现。李东阳的“软弱”为气节之士诟病，同与其列的李梦阳同样深表不满，“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