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愈称道孟郊诗风曰“奋猛卷海潦”(《荐士》)，其实正是夫子自道。试读《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新雨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毬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羁。侧身转臂著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粗，欢声四合壮士呼。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将士奋发，战马奔腾，毬杖闪烁，飘忽迅猛，读来仿佛亲临现场，但觉目眩神迷。其实此诗叙事清晰，层次分明，描写精确，而且韵脚多变，平仄交替，在艺术上用心良苦，但阅读时很难静心分析，因为一展卷就被其雄豪的气势裹挟而去，只能一气读毕。再读其《贞女峡》：“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全诗仅六句，已将峡江怒涛写得惊心动魄，全凭气势取胜。如果说上述二诗都因题材之特殊而导致气势雄伟，那么再读其《桃源图》。陶渊明的笔下的世外桃源本是一个幽静、安宁的山村，王维笔下的桃源更是远离红尘的静谧仙境，韩诗却别开生面，开头便是一声猛喝：“神仙有无何眇芒，桃源之说诚荒唐！”接下来交代友人寄赠桃源图，自己作诗咏之：“南宫先生忻得之，波涛入笔驱文辞。”作诗题咏桃源图，竟会“波涛入笔”？果然，韩诗中的桃源已与陶、王所写者迥然有别。陶渊明笔下的桃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王维笔下则是“月明松下房栊静”，韩诗中却是“架岩凿谷开宫室，接屋连墙千万日”。陶、王笔下的“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和“两岸桃花夹去津”，在韩诗中则是“川原远近蒸红霞”。陶、王笔下的“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和“峡里谁知有人事”，在韩诗中则是“大蛇中断丧前王，群马南渡开新主”。陶、王写渔人辞去，仅云“停数日，辞去”和“尘心未尽思乡县”，韩诗中却是“夜半金鸡啁哳鸣，火轮飞出客心惊”！无处不是变幽雅为壮阔，变优美为壮美。对于这三首桃源诗之异同，前人多有评说。清人张谦宜云：“陶诗他且勿论，即如咏桃源一诗，摩诘之绮丽，昌黎之雄奇，皆不如其浑朴。”(43)程千帆先生则指出：“韩诗描写很少，叙述议论较多，而就其中少量描写来看，其所选取的也是壮丽而非幽美或缥缈的形象，它们是与波澜起伏的叙述、发扬蹈厉的议论相一致的。”(44)在韩愈之前的古诗传统中，桃花源已经定格为一个幽静邃远的境界，但韩愈仍将它写得如此雄奇、壮伟，可见气势雄伟实为韩诗的总体倾向。 相反，柳诗主要以思虑精切取胜。柳诗很少长篇，少量长篇也不像韩诗那般奥衍雄杰，例如《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未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汪森评曰：“使事属对之工，无一懈笔。此程不识之行军也。虽其比拟不无过当之处，然用意则精切矣。”(《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174页)汉将李广善用奇兵，行军时甚至不讲行阵，程不识则行军布阵严守法度，然皆能取胜。韩、柳两家之诗风，正如李广、程不识之用兵。韩诗汪洋恣肆，柳诗则严谨精切。就律诗和绝句而言，显然柳胜于韩。宋人张耒云：“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如‘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之类，当时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明道杂志》，第6页)所举两联见于《梅雨》和《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前者的全文为：“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汪森评曰：“夜猿、晨鸡用事极稳贴入情，更能无字不典切，故佳。素衣意用古翻新，极典极切，此种可为用古之法。”(《柳宗元诗笺释》卷二，第239页)正因用意深切，有些柳诗难得确解，甚至遭人误解。例如《别舍弟宗一》：“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后人对此诗交口称赞，但对末句则议论纷纷，尤其聚讼于两点。一是荆门和郢这两个地名究有何义，二是句中的“烟”字是否稳妥。先看前者。方回曰：“此乃到柳州后，其弟归汉郢间，作此为别。”(45)孙汝听亦曰：“荆、郢，宗一将游之处。”(46)何焯则曰：“注指荆郢为宗一将游之处，非。”(47)再看后者。宋人周紫芝曰：“此诗可谓妙绝一世。但梦中安能见郢树烟？‘烟’字只当用‘边’字，盖前有‘江边’故耳。不然，当改云：‘欲知此后相思处，望断荆门郢树烟。’如此却是稳当。”(《竹坡诗话》，《历代诗话》，下册，第356页)清人纪昀亦曰：“烟字趁韵。”许印芳则曰：“末句‘烟’字当是‘边’字，因与次句重复，故改之。然或改次句以就末句，或改末句以就次句，皆宜更易词语，方能使两句完好，乃不肯割爱，但改重复之字，牵一‘烟’字凑句，此临文苟且之过也。”(48)何孟春则驳斥周紫芝曰：“此真痴人说梦耳。梦非实事，烟正其梦境模糊，欲见不可，以寓其相思之恨，岂问是耶！固哉高叟之为诗也。”高步瀛亦为柳诗辩护曰：“‘郢树边’太平凡，即不与上同，恐非子厚所用，转不如‘烟’字神远。”(《唐宋诗举要》卷五，下册，第609页)议论纷纷，似皆未中肯綮。只有何焯探骊得珠：“《韩非子》：‘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得相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路即迷。’落句正用其意。承五六来，言柳州梦亦不能到也。”其实这个典故早为诗家习用，南朝沈约的名篇《别范安成》云：“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李善注便引《韩非子》为注(49)。平亭众说，我们认为柳诗的写作背景是宗一即将离开柳州北归京师。柳氏家于长安，在长安有房舍、田产，宗族聚居于斯。其家族墓地在长安南郊的万年县，其母卢氏卒于永州后即归葬万年祖茔，其从弟宗直卒于柳州，宗元将其暂殡于柳，且在《志从父弟宗直殡》中云：“俟吾归，与之俱。”柳宗元本人卒后亦归葬万年。《志从弟宗直殡》中又云“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可见宗直、宗一皆受宗元之牵累而未得入仕，故而依附宗元南下柳州。没有任何史料可证明宗一离开柳州后是“归汉郢间”，合理的推测应是北归长安。“桂岭”“洞庭”一联当是揣想宗一此行的始点和必经之地，或是慨叹自己仍处瘴乡而宗一则远涉江湖。长安与柳州相去近六千里，荆、郢适在半途。故末句双绾彼此，意谓兄弟离别，即使在梦中相思相寻，也会行至半途即迷。故此句不但谓“柳州梦亦不能到也”，也谓“长安梦亦不能到也”。诚如此，则“郢树烟”实乃形容梦境之迷离恍惚，梦魂至此，安能识路？用典如此深稳，意境如此深远，这是柳诗“温丽靖深”风格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韩、柳都是极具艺术个性的诗人，而“韩潮”“柳江”既是韩、柳二人的古文风格特征，又是两家诗歌的独特风貌，这为我们深入考察一位文学家在不同文体的创作中是否具有同样风格倾向的问题提供了较好的例证，也为我们充分认识韩、柳二人在中唐文学史上的地位提供了特殊的角度，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